音樂舞蹈對少數(shù)族的同化功能論文
承唐末喪亂禮樂制度亡失之佘，五代朝廷立國于中原，在都城今河南省洛陽市、開封市舉辦各類活動，其音樂舞蹈經(jīng)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演變、恢復(fù)過程。由于五個王朝立國總共只有53年，兵荒馬亂，文化衰落，再加上對音樂舞蹈的研究和教學(xué)向來重視不夠，人們往往忽略對它的考察^其實，通過對其全過程的研究，可以揭示傳統(tǒng)民族文化的穩(wěn)固性、強大性，以及對進入中原的少數(shù)族的同化功能，并能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中華民族各個組成部分的共同進步。五代的第一個王朝后梁是漢族政權(quán)。這時，經(jīng)過唐末以來的長期動亂，百廢待興，無暇制禮作樂。梁太祖稱帝前后，“勵精求理，深戒逸樂，未嘗命堂上歌舞”。開平四年（910)四月乙丑，他在西京洛陽，“止令內(nèi)妓升階，擊鼓弄曲甚歡，至午而罷”。八月丙子，他在陜州（今河南陜縣）宴請文武從官軍使，“設(shè)龜茲（今新疆庫車縣）樂”。這在禮儀上，談不上正規(guī)。
后梁之后相繼建立的后唐、后晉、后漢三個王朝，都是由沙陀族統(tǒng)治者建立的政權(quán)。沙陀族早先是西突厥別部處月部落的`后裔，駐帳沙陀磧，即今新疆吉爾班通古特沙漠。五代這三個王朝的統(tǒng)治者，其先世已經(jīng)進人今山西省。當他們來河南建立政權(quán)，已經(jīng)或多或少被漢族文化同化，行事依據(jù)中原典章制度，但依然保留著一些胡風。后唐天成二年（927)六月，唐明宗在京城洛陽的白司馬坂“祭突厥神，從北俗之禮也”；十一月又在開封“祭蕃神于郊外”。這都沒有受到人們的非議。但十月份一件事則不一樣。青州（駐今山東青州市）節(jié)度使霍彥威派人赴開封向唐明宗進獻箭一對，以祝賀平定開封朱守殷的叛亂，唐明宗賜給他箭一對。當時史官批評道：“傳箭，番家之符信也，起軍令眾則使之。彥威本非蕃將，以臣傳箭于君，非禮也。”后晉天福七年（942),晉高祖死亡，繼任的晉少帝派遣右驍衛(wèi)將軍石德超等人，“押先皇御馬二匹，往相州（治今河南安陽市）西山撲祭，用北俗禮也”。沙陀族統(tǒng)治者在禮制上既然這樣做，他們在河南舉辦各項活動，便不可能嚴格遵循傳統(tǒng)的華夏禮樂。唐莊宗由邊地而人主中原，起初所用音樂，“不過邊部鄭聲而巳”，華夏正統(tǒng)的“先王雅樂，殆將泯絕”，朝廷在洛陽舉辦各種活動，雖然也擺弄著各種傳統(tǒng)樂器，“而宮商孰辨”!唐莊宗懂得音樂，能夠作曲，喜歡與伶人（演員）一起演出，自己起了一個藝名叫“李天下”。他曾在宮廷同一群優(yōu)伶演戲，環(huán)顧四周，大聲呼叫：“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演員敬新磨立即走到他跟前，打他耳光。唐莊宗頓時驚慌失色，在場的人都嚇壞了，問敬新磨：“汝奈何批天子頰？”敬新磨解釋道：“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fù)誰呼邪！”于是大家哈哈大笑，唐莊宗也很高興，賞賜給敬新磨很多東西。這與嚴肅的華夏禮樂，相差何啻十萬八千里。到了后晉在河南建立，晉高祖才考慮恢復(fù)傳統(tǒng)的樂舞制度。天福四年（939)年底，禮官制定春節(jié)朝會儀注，說：“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玄同之樂》；再飲，奏《文同之樂》；三飲，奏同前。”“宮懸（懸掛鐘磬的地方）歌舞未全，且請雜用九部雅樂，歌教坊法曲。
這些提議都獲得批準。第二年，晉高祖詔令主管禮樂的太常寺著手恢復(fù)唐代的文武二舞，詳細制定春節(jié)正旦和冬至舉辦朝會的禮樂，由太常寺卿崔稅偕同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人具體負責。這年的冬至，晉高祖在開封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賀，殿廷一角設(shè)置宮懸，文武二舞在北面，登歌在上面。表演文舞的演員文舞郎為八佾，即排成八行，每行八人。他們頭戴進賢冠，內(nèi)穿A色單衣，外套黃紗袍，再罩上白練坎肩，下身著白布大口褲，腳穿革帶履。他們左手持管樂器籥，右手舉舞具雉羽，由兩位引者領(lǐng)隊表演。表演武舞的演員武舞郎也是八傦，他們頭著平巾幘，所穿的舞衣為緋絲布大袖，金色繡襠甲，外罩白練坎肩，腰部著錦騰蛇起梁帶，下身穿豹文大口褲，腳穿烏靴，左手執(zhí)干（盾牌），右手執(zhí)戚（斧頭），由兩位手執(zhí)旌旗的引者領(lǐng)隊表演。還加奏鼓吹十二按，羽德鼓、大鼓、金鋅各由一位樂工擊奏，簫、笳各由兩位樂工吹奏，一位演員唱歌詞。這時，演員們蒙上熊皮釣皮起舞，以象征百獸歡欣鼓舞。王公大臣們紛紛向晉高祖祝壽，晉高祖舉起酒爵，奏《玄同之樂》，三舉時，歌手們登歌，奏《文同之樂》，舉食，文舞歌《昭德之舞》，武舞歌《成功之舞》。典禮結(jié)束，晉高祖極其高興，賞賜給崔稅一些金帛，王公大臣們紛紛贊賞感嘆。但由于傳統(tǒng)禮樂廢棄已久，這次制作頗為倉促簡單，又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雜在雅音中，樂工舞郎除了教坊伶人，便是工商雜類以及地方上逃避賦稅徭役的人，都沒有受過專業(yè)培訓(xùn)。到了第二年春節(jié)，再在宮廷原封不動地演出這些節(jié)目，登歌發(fā)聲悲悲切切，雜亂喧囂，如同《薤露》、《虞殯》之類的挽歌，而舞蹈者行列進退，都不符合音樂的節(jié)拍。在場的人被掀動起來的情緒不是莊重愉悅，而是壓抑悲憤。所以史書認為這不是好兆頭，“其年高祖崩”。P1晉少帝時，樂舞十分駁雜，或者在皇宮中偶爾組織“細聲女樂”，或者在出征期間，“曰于左右招淺蕃軍校，奏三弦胡琴，和以羌笛，擊節(jié)鳴鼓，更舞迭歌，以為娛樂”。他自己也覺得不正規(guī)，常對侍臣們說：“此非音樂也�！盺開運二年（945)八月，中書舍人陶穀上奏，“請權(quán)廢太常寺二舞郎”'獲得批準。接著，后漢在開封立國，為時僅僅三年，對于樂舞更是“無暇制作”。
廣順元年（951)，五代最后一個王朝漢族政權(quán)后周在開封開張。周太祖維新庶政，太常寺卿邊蔚上疏請改樂舞名稱，說：剛過去的幾個朝代，把唐初祖孝孫所定的文舞改名為《治安之舞》，武舞改名為《振德之舞》；現(xiàn)在請分別改為《政和之舞》和《善勝之舞》。他們還把唐太宗時期的文舞改名為《觀象之舞》，武舞改名為《講功之舞》；現(xiàn)在請分別改為《崇德之舞》和《象成之舞》。他們所改名的《十二成》’現(xiàn)在請改為《+二順》。具體地說，用于祭天神的樂曲《禋成》，改為《眧順之樂》；祭地祇的《順成》改為《寧順之樂》；祭宗廟的《裕成》改為《肅順之樂》；祭天地、宗廟時登歌所奏的《肅成》，改為《感順之樂》；皇帝臨軒時所奏的《政成》，改為《治順之樂》；王公出人所奏的《弼成》，改為《忠I?之樂》，皇帝食舉時所奏的《德成》，改為《康順之樂》；皇帝受朝及皇后人宮時所奏的《梟成》，改為《雍順之樂》；皇太子軒懸出人時所奏的《胤成》，改為《溫順之樂》，?元日、冬至皇帝出席慶典時登歌所奏的《慶成》，改為《禮順之樂》；郊廟俎人時所奏的《辟成》，改為《禋順之樂》；皇帝祭享、酌獻、讀祝及飲福、受胙時所奏的《壽成》，改為《福順之樂》。
南朝梁武帝把《九夏》改為《十二雅》，以與陰陽十二律旋宮之義協(xié)調(diào)一致，祖孝孫改為《十二和》。唐玄宗時期，增加三和。剛過去的幾個朝代卻去掉二和，改一雅�，F(xiàn)在請廢除雅，只用《十二順》樂曲。祭孔子、姜子牙文武二廟降神奏的《師雅》,請改用《禮順之樂》；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所用的《弼成》，請改用《忠順之樂》；享先農(nóng)及籍田所用的《順成》，請改用《寧順之樂》。㈣但這還僅僅是紙上談兵，具體落實并不得力o顯德五年（958)冬天，周世宗親臨宮懸，發(fā)現(xiàn)只是擺設(shè)，沒人會演奏，不禁凄滄感傷，于是命翰林學(xué)士、判太常寺事竇儼研究唐代樂舞制度，樞密使王樸制定正聲。王樸認為以十二律管互吹，音高不準確，于是采用古代累黍法以審定音準。他找來比尋常體積大一些的琴，設(shè)九尺長的十三弦，兩端固定在長短分寸不同的弦柱上，依據(jù)西漢音樂家京房制定的律準，來確定六律六呂十二律，旋相為宮，制成雅樂律準。第二年正月，他上疏說：“唐太宗復(fù)古道，乃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diào)復(fù)見于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
安史之亂，京都為墟，器之與工，十不#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黃巢之馀，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馎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xùn)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yīng)之和。逮乎朱梁、后唐，歷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于札樂。以至于十二搏鐘，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huán)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鐘之宮一調(diào)，亦不能備，其馀八十三調(diào)，于是乎泯絕。樂之缺壞，無甚于今�！肌煲乐芊�，以租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鐘之管，與見在黃鐘之聲相應(yīng)。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眾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弦，各如黃鐘之聲。以第八弦六尺，設(shè)柱為林鐘；第三弦八尺，設(shè)柱為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設(shè)柱為南呂；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設(shè)柱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設(shè)柱為應(yīng)鐘；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設(shè)柱為蕤賓；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設(shè)柱為大呂；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設(shè)柱為夷則；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設(shè)柱為夾鐘；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設(shè)柱為無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設(shè)柱為中呂；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設(shè)柱為黃鐘之清聲。十二律中，旋用七聲為均（韻），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fā)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yīng)而不亂，乃成其調(diào)。均有七調(diào)，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diào)，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敝苁雷谠t令尚書省會集百官討論，兵部尚書張昭等人說：“臣等今月十九日于太常寺集，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樸新法黃鐘調(diào)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越。其馀十一管諸調(diào)，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同時，張昭等人還就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大禮所用的音樂、舞蹈、歌詞等事項，建議“依新法聲調(diào)，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永為一代之法，以光六樂之書”。周世宗批準，“自是雅樂之音，稍克諧矣”。
五代時期，傳統(tǒng)的華夏正聲，經(jīng)歷了由沙陀族政權(quán)不熟悉到逐漸靠近的過程，到漢族政權(quán)后周時才得以完全恢復(fù)，這表明民族文化的穩(wěn)固和強大，落后的少數(shù)族到了漢族聚居區(qū)，不得不適應(yīng)先進的文化狀況，從而被同化，并共同進步。在四大文明古國中，只有我國沒有出現(xiàn)文化斷層和四分五裂，不論哪個民族執(zhí)掌國家政權(quán)，社會都順著原有的趨勢發(fā)展進步，所以這樣，民族文化起了強大的作用，其中作為華夏正聲的樂舞，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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