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析在權力視野中對電視媒介性質的重新定義
論文關鍵詞：經濟權力；政治權力；精神文化權力；電視媒介
論文摘要：從類型來看，權力大致可以分為如下三種：即以暴力為特征的政治權力，以財富為特征的經濟權力和以知識為特征的文化權力。本文嘗試從權力角度重新定義電視媒介的性質，并以此觀照中國電視媒介的權力特征�；居^點是：電視媒介是消費欲望制造的工具，政治權力合法化的機器，精神文化規(guī)訓的空中學校。
美國傳播學學者理查德·戴恩斯特提出了“電視，我們時代的機器”的觀點。他認為:“盡管幾乎不能將電視誤認為是一塊完全未經商業(yè)染指的純美學領域，然而也不可能將其降低到粗俗的商業(yè)套語的地位。價值的電視視覺形態(tài)同時在好幾個區(qū)域運作，在圖像轉播的動態(tài)過程中，就交叉于金錢、政權、文化利益等一長串力的鏈環(huán)之中�！虼�，我在此提供一幅地圖，將可能受電視操縱的經濟用兩個概念軸加以規(guī)范，這兩個概念軸以高度凝練的簡略表達，即‘機器’和‘形象’。任何對電視的具體分析都必須處理名為‘機器’和‘形象’的問題�？梢哉f，電視作為一種形象制造機器，再生產了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系。相比之下，我們的政治體制、經濟制度和社會環(huán)境，決定了我國的電視傳媒呈現出與西方電視媒介不同的特征。但是，在探究電視媒介與其他權力形式的關系時，我們可以借鑒一些西方傳播和文化理論，來參照、比較我們自己電視文化的研究，以期獲得某種啟發(fā)。下面，我嘗試從三個方面，解讀中國電視傳媒與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文化權力的關系，并從這個角度重新定義電視媒介的性質。
一、作為一種經濟權力的電視媒介:消費欲望的生產工具
電視傳媒與經濟權力的關系在于，兩者聯袂制造出電視屏幕上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經濟權力假電視之手，配制出消費文化的藥方，再通過電視媒介傳播給廣大受眾，刺激他們的消費欲望，總之，電視是人的消費欲望的生產工具。
首先，我們對消費概念作一個辨析。在社會生活中，任何消費品都具有兩種屬性:它既是一種用來交換和使用的物質產品，同時又包含了特定的社會文化內涵;它既有使用價值，又附帶文化價值。因此，人們的消費活動，并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經濟活動，它還是一種文化交流、社會溝通的活動。
那么，什么是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呢?我認為，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包含兩層含義:首先，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就是無節(jié)制的對物的消費。在某種欲望沖動中，人以盲目的消費獲得快感。這是物質層面的含義。其次，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特指人對消費品中包含的符號和象征價值的追求。這是精神層面的含義。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合理的消費行為，消費主義的大規(guī)模消費需求是被人為創(chuàng)造出來的，它無形中把越來越多的人都卷人某種由商家設計好的生活方式，使人們總是處在一種“欲購情結”之中，從而無止境地追求高檔和名牌，這本身又構成了現代消費社會中社會關系再生產的條件。“欲購情結’，其實是一種不同于生理需要的心理需求。既然是心理需求，它就完全有可能被加以控制。
商家和傳媒通過廣告以及其他消費文化的形式刺激和控制了人的這種“欲購情結”。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當代生產邏輯的基礎上的現實。傳統(tǒng)的經濟生產理論認為，需求是消費的前提，需求決定消費。而在生產力水平獲得長足發(fā)展的今天，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面臨的問題，是從需求短缺轉變?yōu)樾枨筮^剩，商品生產的重心從生產轉向了消費，如何刺激人們新的消費需求代替了盲目擴大生產規(guī)模。在這種背景下，先于生產行為的對于人們消費需求的調查和刺激，比如民意測驗、市場研究、廣告宣傳、市場營銷等手段都成為經濟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它培育和刺激了人們新的消費熱點、消費欲望，這就意味著經濟生產找到了新的增長契機。因此，經濟生產的主動權從消費者那里轉移到了生產企業(yè)。生產企業(yè)控制著市場行為，引導并培育著消費者的消費態(tài)度和需求。“需求實際上是生產的結果”成為消費社會學家加爾布雷思的一句名言。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消費需求并不是完全出自人的原始欲望和自由選擇。作為一種社會動物，人們在消費活動中的選擇，必然反映了他(她)所處的文化模式。換句話說，只有在一定文化價值體系中的消費品才有生產的必要。而消費品的文化價值體系，從某種意義上看，則是由商家和媒介共同建立的。
電視媒介與商家聯手，以影像符號的方式刺激人的消費欲望，不管人們是否具有真實的消費需要和消費能力。在廣告或者其他消費文化形式的煽動下，人們沉醉和癡迷于媒介與商家從工廠和車間中事先配制的消費，以為消費某種商品，就是成就某種地位和身份，在各種“時尚”、“幸福”、“成功”的幻覺中，惶惶然不知所求。簡而言之，消費欲望的生產在走向消費者之前，就已經在資本家的車間里提前完成了。由此我們發(fā)現，商家與傳媒所制造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已經進人人的欲望層次，左右了人的欲望的產生。而電視傳媒技術為這種遠程的身心控制推波助瀾，立下了汗馬功勞。美國學者布熱津斯基指出:“電視—大眾文化的卞要提供者—越來越把幸福生活的定義說成是更普遍地獲得商品和立即得到自我滿足。烏托邦的狂熱就這樣被欲壑難填的消費揮霍所取代。所以，電視媒介與經濟權力的關系，對商家來說，并不僅僅為了推銷產品，他們還要借助媒介創(chuàng)造消費文化，刺激人們的消費沖動，制造人們的“消費欲”和“欲購情結”，進而實現某種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從這個意義上看，那些電視機前發(fā)呆的人們，不僅白天為資本家打工，晚上還在替資本家掙錢。對于電視媒介來說，推動消費意識形態(tài)不僅僅是為了維持欄目生存，積累象征資本，擴大名聲和影響力，同時還為了增加自身的經濟實力。雙方各取所需，各有所求。
現在，電視節(jié)目已經越來越明顯地帶有消費特征。
我們以美國傳媒為例，美國新聞工作者協(xié)會等曾就《時代》雜志、((紐約時報》、((今日美國》等16家主要媒體1977年與1997年的新聞報道做過比較研究。該項研究發(fā)現，美國主流媒體的新聞報道幣點和主題已從原來的政治、經濟、教育、!習際事務等傳統(tǒng)內容，逐漸轉向生活方式、著名人物、娛樂、丑聞等方面。1977年，具有傳統(tǒng)新聞特點的報道在數量上超過名人特寫或丑聞為重點的報道，兩者的比例為2：1 , 32%為傳統(tǒng)新聞報道，IS%為名人特寫報道。20年后，這種關系顛倒過來，只有25%的報道集中于傳統(tǒng)題目，而超過40%的報道著重于比較輕松的或聳人聽聞的題目。其中特別是電視新聞網，超過55%的報道集中于生活方式、名人、娛樂等方面，只有8%的報道集中于傳統(tǒng)新聞內容。而洛文塔爾通過對20世紀美國流行雜志中的傳記比較研究，發(fā)現了一個明顯的重要轉變，即主體傳主形象已從“生產偶像”轉變?yōu)椤跋M偶像”。不僅如此，美國娛樂業(yè)作為“以版權為基礎”的制造業(yè)極其發(fā)達，2001年電影電視業(yè)及相關的錄像帶、錄音帶、音樂出版行業(yè)等方面的總收人高達600多億美元，占美國出口額的第一位。
目前，我國新聞媒介的報道內容已經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過去計劃經濟時代大量的關于工農業(yè)生產的報道，轉變成休閑娛樂、購物旅游、居室裝修、衛(wèi)生保健、服飾化妝、烹飪美食等生活方式的報道。以電視為例，圍繞著消費意識形態(tài)，傳媒的報道內容、報道方式也都相應地發(fā)生了變化。一大批以傳播時尚信息、宣傳時尚觀念為定位的欄目紛紛出現。這些電視節(jié)目注重包裝，追求形式美，內容上更是以歐美、韓日和中國港臺的流行風潮為主，諸如服裝、飲食、化妝、旅游等消費主題，占去了很大篇幅。海南衛(wèi)視則干脆辦成了旅游頻道。而滲透著濃厚消費意識形態(tài)的彩票、游戲、娛樂節(jié)目，更是遍地開花�？傊�，電視不僅參與制造了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它本身也已經打上深深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烙印。它是消費欲望的生產工具。
二、作為一種政治權力和權威的電視媒介:合法化機器
從電視媒介與政治權力和權威的關系來看，電視媒介的使命之一在于論證和維護政治權力的合法性，鼓吹政治權力的權威性，充當政治權力合法化的機器。
美國傳播批判理論學者阿特休爾在其批判模式中指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新聞媒介都沒有展現出獨立行動的圖景，而是為那些所有者和經營者的利益提供服務。在他看來，媒介在任何領域都成為政治、經濟或社會權力的代言人。作為政治、經濟或社會權力代言人的電視媒介，在論證政治權力合法化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晚近的例子，比如美國發(fā)動對伊拉克的戰(zhàn)爭，在開戰(zhàn)之前，美國媒體幫助政府把伊拉克總統(tǒng)薩達姆的政權描繪成一個獨裁的、殘酷鎮(zhèn)壓民眾和制造恐怖主義襲擊的邪惡政權。由此，明明是一場師出無名的侵略戰(zhàn)爭，明明是一場爭奪中東石油資源、占據海灣地區(qū)戰(zhàn)略要地的軍事行動，卻被美國政府和媒體說成是一場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正義戰(zhàn)爭。美國的政客和軍事專家甚至幻想著當美英聯軍進人伊拉克國土以后，伊拉克人民會舉著旗幟歡迎他們。事實是，戰(zhàn)爭給伊拉克造成巨大的經濟破壞，給無辜平民帶來殘酷的傷亡。美英聯軍不僅沒有看到歡迎的人群，迎接他們的卻是炸彈和伊軍的頑強抵抗。
在權力、權威與合法化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權威樹立的前提，是人們對權力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的自覺承認和接受。從這個意義上講，權威就是一種被視為合法的權力系統(tǒng)和社會控制，而合法性則是指人們對享有權威的人的地位的承認和對其命令的服從。權力要想具有權威性，必須有自己相應的合法性基礎。一個缺乏足夠的合法性支持的政治體系，必然會喪失其統(tǒng)治的權威性，而權威性的下降，又會影響到它的統(tǒng)治程度和統(tǒng)治能力，并最終威脅到社會的秩序和穩(wěn)定。
對于我們國家來說，新聞輿論和政治合法性的關系非常緊密�；\統(tǒng)地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黨作為執(zhí)政黨，但卻仍然延續(xù)著革命黨的使命，中國政治的一元統(tǒng)治導致輿論一律，輿論一律反過來論證了一元統(tǒng)治的合法性，強化了它的權威。政治權力統(tǒng)攝一切。包括電視媒介在內，主要使命和任務就是宣傳黨的各項方針政策，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改革開放以后，黨的角色真正從革命黨轉換為執(zhí)政黨，電視媒介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多元話語和多元價值標準的前提下，很好地實現主流意識形態(tài)一元話語的有效傳播。
總之，在電子技術獲得長足發(fā)展的時代，電視媒介充當了為政治合法化搖旗吶喊的一個主要工具。它充分發(fā)揮自身的技術優(yōu)勢，幫助執(zhí)政黨說服民眾，使其統(tǒng)治和管理地位得到鞏固。
三、作為一種精神文化、信息權力的電視媒介:空中規(guī)訓學校
從精神文化、信息的角度來看，廣義的電視媒介行使的是一種精神文化與信息規(guī)訓的權力。電視像一所沒有圍墻的“空中規(guī)訓學校”，用無線電波和電子信號針對特定人群進行持續(xù)不斷的精神文化與信息規(guī)訓。
電視媒介的精神文化與信息規(guī)訓在引導和控制人們的觀念和行為上，具體表現為一種意義典范。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傳播學者提出了一種新的傳播理論:意義典范理論。它“假設人際和大眾的傳播過程帶給我們明了環(huán)境的資訊，資訊中的意義則包括有規(guī)范、社會控制和生活形態(tài)。換言之，它們正確或錯誤地定義了社會秩序的過程，它們也協(xié)助我們對外在世界的了解”，形成了我們頭腦中的圖畫，其內在概念影響了我們的行為。另外，傳播學的“議程設置”理論也為我們理解電視傳播內容的傾向性和選擇性增加了注腳。所以，電視媒介為人們所提供的，不僅僅是生產和消費某些特定類型的精神文化、信息消費品，而且還提供人們據以知覺和思考的意義與概念體系，它以意義典范或者文化規(guī)范的形式使人們“自覺認同”它所提供的“美好生活”的觀念。我個人認為，電視媒介借助影像編織出了這張規(guī)訓之網。其過程是—首先，由各類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制造出一套完整的觀念:國家、種族、理想、幸福、正義，如此等等。然后，再由電視媒介把關人和文化精英共同尋找現實片段以作為這種觀念的證據，經過層層包裝和剪輯之后，一張?zhí)囟娮臃柨椌偷奈幕W從電視屏幕上伸展出來，布滿人們現實生活的各個角落。如果這些觀念在現實生活中更多地是代表著某些特定社會群體的興趣或利益的話，那么它還是一種葛蘭西意義上的文化支配權或者說社會�；钪械闹鲗б庾R形態(tài)，因為它在客觀上維護并且再生產著一種帶有特定利益格局的社會生活形式。
無形的、沒有圍墻的規(guī)訓機制實質上是一種不均衡的監(jiān)視機制。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認為，不均衡監(jiān)視產生的一個深遠后果，“就是要求將專家置于監(jiān)視者的位置上”。他分析道:“不均衡監(jiān)視產生了一項艱巨的任務，這就是對人類行為模式進行整體改造，就是把千篇一律的規(guī)則這一不合理要求，強加在個人的有著多種多樣愛好的現實活動之上，就是把各自懷著不同目的的民眾個體，納人一個千篇一律的客體范疇。這一任務艱巨異常，要完成它，光有暴力是遠遠不夠的。它要有具有專業(yè)實踐知識和技能的人的參與，它需要人類行為工程師。不均衡性監(jiān)視所產生的，與其說是一些徹頭徹尾施行高壓政治的行家里手，不如說是一種‘教育家’角色的人物(盡管此兩者并不必然對立)。顯然，擁有媒介資源的傳媒工作者是監(jiān)視者，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和少數文化精英一樣，可以稱作鮑曼意義上的“人類行為工程師”。而作為權力規(guī)訓和監(jiān)視對象的大多數人(一般觀眾)是被監(jiān)視者，他們既沒有權利，也不可能與監(jiān)視者換個位置。不均衡監(jiān)視的制度化，使權力與知識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因為，掌權者需要借助專家所提供的知識來說服民眾，教化人類，監(jiān)視者是參與設計這個理想模式的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掌權者、專家和監(jiān)視者互相利用，一方提供知識，一方用權力推行這種知識，權力需要知識，知識賦予權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
在中國，電視取代了幾十年前安裝在街頭巷尾的高音喇叭，把日益分散的社會成員召喚到一個影像構成的社會活動場所。這個社會活動場所很像一所“空中寄宿學�！�，學員(即受眾)身在各自的家庭，卻在同一時間收看同一節(jié)目，接受規(guī)訓。電視所具有的傳播信息、政治宣傳、文化教育和娛樂功能，與寄宿學校的規(guī)訓意義十分相似。所以，我認為，電視是對人進行精神規(guī)訓的一所空中規(guī)訓學校。電視媒介對受眾進行精神規(guī)訓時所采用的懲罰方式，不是對肉體的訓練和折磨，而是對被規(guī)訓者的言語和形象進行曝光，或者使其在大眾媒介中消失。它沒有強制性的手段去對人的肉體進行改造，但卻能通過對一系列意義典范、社會規(guī)范和道德原則以及生活方式的強調把一種預設的權力關系編織到人的肉體中去，使他(她)們變成被規(guī)訓的、可控制、可利用的力量。
總之，作為一種低成本的權力統(tǒng)治技術，電視的精神文化規(guī)訓性質，是從精神文化的層面論證和維護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地位。從這個角度看，它與作為“政治權力合法化機器”的性質有異曲同工之處。通過這種機制，“國家向一切看起來可能對它的統(tǒng)治造成麻煩的潛在的源頭宣戰(zhàn)。在國家謀求生存是藝術當中，最需要的一種專門技術就是如何使國家得到認同;臣民們不得不承認，國家及其委任的專家(他們旨在使國家獲得合法性)比他們自己更清楚什么是對臣民有益的，他們應該如何生活，怎樣行動才能趨利避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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