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歷史哲學中的批判哲學
沃爾什的歷史哲學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鑒了康德的批判哲學，歷史哲學中的批判哲學又是怎樣的呢?
一、“分析的歷史哲學”的提出
在很多語言中，“歷史”(History)都有著兩種含義，在《歷史哲學——導論》里，沃爾什首先明確了“歷史”一詞的這種雙重意義：即它可以指(1)過去人類各種活動的全體;也可以指(2)我們現(xiàn)在用以構(gòu)造的敘述和說明。前者的研究涉及到歷史事件的實際過程;后者則關(guān)注歷史思維的過程，這種詞義的模糊性，給歷史哲學“同時打開了兩個可能領(lǐng)域。”沃爾什由此正式將歷史哲學做了系統(tǒng)而明確的區(qū)分，由于研究對象的不同，可以區(qū)別出兩種不同的歷史哲學，即“思辨的歷史哲學”和“分析的歷史哲學”，前者所研究的是歷史事件過程本身，而后者研究人們對于歷史的思維過程。
二戰(zhàn)以后，分析的歷史哲學勢頭日盛，逐步占據(jù)了思辨歷史哲學的勢力范圍，成為西方歷史哲學中的顯學。20世紀70年代以后，持批評意見的學者認為“思辨的歷史哲學”與“分析的歷史哲學”的分界過于絕對。但事實上，這并非沃爾什提出這一劃分的本意。
二、把“純粹理性批判”引入歷史哲學
沃爾什的歷史哲學在討論很多問題的時候都采用了康德哲學的思路。比如在討論關(guān)于歷史學的解釋時，沃爾什提出的歷史的知識是“綜合”的知識，即歷史知識的產(chǎn)生是在“適當?shù)母拍?rdquo;下，通過歷史學家的“綜合”，把具體的歷史事件聯(lián)系成一個連貫的有意義可循的整體。
在康德的認識論中，“綜合”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康德認為構(gòu)成知識的起點不是亞里士多德、萊布尼茲所強調(diào)的概念，而是判斷。形成判斷就是綜合的過程，所以康德對一切對象的先天知識，都經(jīng)過了純粹直觀雜多的給予，經(jīng)過想象力的綜合，再由知性范疇給綜合提供知識所必要的統(tǒng)一性，才形成知識。而沃爾什很明顯是借用了這種構(gòu)成觀點來處理歷史知識的形成過程的。特殊的歷史事件都是相互獨立的，如果歷史學僅停留在編年史的階段，那我們看到的就只是毫無關(guān)聯(lián)性的流水賬，這就像是被感性直觀接受處理的經(jīng)驗雜多一樣，本身不構(gòu)成知識，必須依靠知性的綜合才能形成知識，這個過程在歷史學研究里就是歷史學家對編年史的處理，使之具有可理解性和統(tǒng)一性。
通過綜合，歷史學家對歷史形成了知識，而這樣的知識所對應(yīng)的對象也有著明確的限制。沃爾什強調(diào)歷史學家在適當?shù)挠^念綜合各種事件而在歷史中找到可理解性時，這種可理解性并不來自于歷史中根本的最終原動力，而是來自歷史學家的判斷。換句話說，歷史學研究的對象不是所謂歷史本身而只是歷史學家通過綜合，自己構(gòu)建出來的研究對象。就像康德認為人類只能對處于時空中的對象獲得知識一樣，歷史學家也只能對那些他們所可以提供論證的“歷史素材”給出歷史知識。
不管是唯心主義的直覺的觀點還是蘭克史學的觀點，都是將歷史素材的獲得簡單的等同于一種直接的接受。但事實上，雖然歷史素材似乎是直接給予我們的，但是其實那都是歷史學家的先驗因素參與的結(jié)果。對于唯心主義的直覺，沃爾什的批駁基于對過去歷史人物思想的重建是一種依靠了歷史學家所設(shè)定的普遍性原則的運作而獲得的，在這個過程中是概念的推理在其作用，而不是什么直覺。對于蘭克史學，讓史料自身呈現(xiàn)出其意義，沃爾什同樣是認為史料本身并不構(gòu)成證據(jù)，而真正具有史料意義的，除了給予我們的史料，還必須包括歷史學家現(xiàn)在的觀念對史料證據(jù)性的判斷�？档抡J為，感性雖然是被動的，它的對象是被給予的，但在經(jīng)驗形成的過程中，已經(jīng)有知性主動的參與了。沃爾什可以說是把這一觀點，用于處理的歷史學中的“先驗”和“經(jīng)驗”問題，即普遍性原則和歷史素材。
康德的批判哲學不但要解決科學知識何以可能，還要解決形而上學何以可能的問題。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為一種科學的形而上學掃清障礙，奠定基礎(chǔ)，而不是像近代分析哲學那樣要拒斥形而上學。
與此相應(yīng)的，沃爾什雖然提出了分析的歷史哲學(歷史學的知識論)和思辨的歷史哲學(歷史學的形而上學)，但是他并不是如后來的分析歷史哲學家們那樣，是要徹底的排除歷史學中的形而上學。作為一個受到實證主義和分析哲學影響的現(xiàn)代哲學家，沃爾什也認為思辨的歷史哲學應(yīng)該定性為“完全錯誤的思路”，是“企圖從外部來領(lǐng)會歷史”，“對實際工作著的歷史學家是不可能有任何號召力的”。但是，沃爾什也像英國唯心主義或觀念論者一樣，強調(diào)在歷史學研究中形而上學的不可或缺性。“這種類型的哲學思維究竟有沒有任何前途，是另一個問題”，因為形而上學與“任何一個人對于歷史所采取的航程做出一種站得住腳的道德辯護”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歷史的形而上學，對歷史學的發(fā)展有著一種范導作用，這一點從19世紀歷史學的空前發(fā)展中可以獲得支持。任何歷史解釋都是建立在道德和形而上學的信念之上的，而歷史學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對歷史的解釋。沃爾什最后還強調(diào)“只要‘惡’被看作構(gòu)成為一個形而上學的問題，就總是會出現(xiàn)的”。
這說明沃爾什對歷史哲學的分析是一種全面的分析，從人們對歷史的本體論的要求來說，他是肯定思辨的歷史哲學的形而上學性的，他所反對的是這種形而上學對歷史學的知識來源的誤導。沃爾什提出的分析的歷史哲學也是為了說明歷史學知識的“可能性、使用原則和界限”，以使歷史學的知識能夠找到自己建立的正確基礎(chǔ)。
所以，沃爾什并不是要把這兩種歷史哲學截然分開，固定或?qū)α⑵饋�，而是要把它們放置在各自�?yīng)該適用的位置上，避免它們對對方勢力范圍的非法侵占。
三、沃爾什歷史哲學的意義
沃爾什的歷史哲學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鑒了康德的批判哲學，但這種借鑒是否就代表了批判哲學在歷史哲學中的貫徹呢?分析的歷史哲學可以說產(chǎn)生于對齊美爾提出的那個康德式問題：“歷史科學如何可能?”的回答。我們看到康德作為西方哲學史一個承上啟下的哲學家，對于后代的哲學家都有著重大的啟發(fā)意義，但是康德對于歷史的處理，更多的是從實踐理性的角度展開的，而不是把歷史作為歷史學這樣一門知識學科來進行處理，雖然康德從他前瞻性和對理論的卓越洞見，在其歷史哲學中表現(xiàn)出許多從后來分析的歷史哲學來看都是值得肯定的觀點，但是康德并沒有像《純粹理性批判》中那樣，首先從人們對歷史的認識能力進行批判，而是試圖去直接去討論歷史的本質(zhì)，所以造成了是否存在“第四批判”的長期爭論。何兆武先生認為存在“第四批判”，但他認為康德把人文科學的認識理解為一種先驗道德力量的驅(qū)使，從而可以不通過批判而直接使我們直接的“明心見性到”。(1)
從沃爾什的評述中，我們發(fā)現(xiàn)康德的處理是有問題的�？档掠煤夏康男院秃鸵�(guī)律性來處理歷史問題，雖然有其有啟發(fā)性的一面，但這樣也就混淆了歷史與歷史學這兩個不同的東西。作為將歷史理解為一種具有道德意義的現(xiàn)實對象的哲學思考，它刺激了其后思辨歷史哲學的發(fā)展，但這種發(fā)展卻也引起了歷史學與歷史哲學的分裂和歷史學家們對歷史哲學的厭棄，這種局面恐怕也非康德本人所樂見。人們畢竟期望歷史學是一門知識體系，既然是知識，那么它就應(yīng)當與廣義上知識有著基本的一致，如果康德要為一切知識尋找形而上學的基礎(chǔ)，并且要嚴格限制它們適用的有效范圍，那么他也不應(yīng)將歷史學排除在這個努力之外。
在這之后，也有很多哲學家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其中比較突出的是狄爾泰，他試圖通過建立“歷史理性批判”完成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他的目的是要將理性建立在歷史的根基上，以此給人文科學奠定基礎(chǔ)。但是正如沃爾什所說，狄爾泰的思想和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雖然對后來的歷史哲學家們有重要的啟發(fā)，而且他也提出了歷史知識的基礎(chǔ)問題，但狄爾泰提出的對歷史的內(nèi)在理解，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內(nèi)在性的，它必然會帶來對歷史的外部理解，克羅齊論述闡明了這一點。這樣的話仍然可能因歷史學的研究對象的混淆而導致這種嘗試的最終失敗。
而沃爾什提出分析的和思辨的歷史哲學，其意義并不僅僅是一種劃分方式，它也是一種歷史哲學的思維框架。這種框架為我們明確：歷史學要成為一門科學，它就需要歷史哲學上的限制。對于歷史本身的研究，只能是建立在一種思辨的形而上學基礎(chǔ)上，從科學性的角度講，它對歷史知識的產(chǎn)生有著范導作用，并且它還承擔著人們對歷史所要求的倫理學意義。但是這樣的一種思辨性研究，不能成為歷史學科學性的堅實基礎(chǔ)。所以，一種建立在對歷史學家本身的思考、研究方式、歷史知識的形成、性質(zhì)、有效性的思考，才是歷史學所要求的哲學基礎(chǔ)。沃爾什的劃分廓清了歷史哲學的研究對象，為歷史學尋找到了自身科學性的哲學依據(jù)。從這個意義上講，正是沃爾什提出了思辨的歷史哲學和分析的歷史哲學的劃分理論，第一次較為完整地回答了“歷史科學如何可能?”的問題，使康德的批判哲學的要求在歷史哲學中真正得到了貫徹。
對歷史任何一種單一的處理方法而不加以限制，或者導致我們對歷史的實踐性要求直接影響到歷史學的研究，致使歷史知識與政治宣傳混淆在一起;或者一種來自于歷史決定論的設(shè)計，將讓我們不得不面臨一種人類的歷史主體性完全被剝奪的困境。
沃爾什的歷史哲學是一種對康德哲學的在歷史哲學領(lǐng)域的繼續(xù)和發(fā)展，正是這樣一種繼承，在有關(guān)歷史的哲學思考中劃出了一個知識的范圍。讓我們可以確定歷史知識在這個極其有限，但卻確實存在的范圍內(nèi)是可能的，而倫理學的要求可以在這里保持起碼的克制，雖然這種克制相較在自然科學中的克制要微弱許多。它使得當歷史作為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時，不會被主觀的目的性完全吞噬，也給人類保留下了作為歷史主體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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