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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文忠講座談及的梵文錯誤及其他
導語：《中華讀書報》中的文章《錢文忠：再現(xiàn)玄奘的真實形象》，對“百家講壇”《玄奘西游記》所成同名圖書進行了評價。讀后發(fā)現(xiàn)無論正文，還是簡介，第一段都有問題，這就引發(fā)了我談談個人看法，并對若干問題就我所知提供情況的愿望，而引據(jù)所及，亦有“講壇”本身和其他報刊。我想先從正文說起。
一、關(guān)于梵文錯誤
1.是“名稱”，不是“勻稱”
正文開始，作者即以贊許的口吻指出錢文忠教授所著《玄奘西游記》里“有許多有趣的‘知識點’”，然后“隨便舉一例”，就舉出了唐代詩人王維和“維摩詰”二者名號因緣這件事。其實，王維名、字的來源，讀過一些古詩文的人都知道，基本上是常識。問題出在了后面的解釋上。這個解釋前文是轉(zhuǎn)述的。原文是：“王維取這個名字，說明他很喜歡維摩詰這個人物，就把‘維摩詰’三個字拆開，作為自己的名和字。但是很不巧，‘維摩詰’在梵文里的意思，就是玄奘翻譯的《說無垢稱經(jīng)》里邊的‘無垢稱’。‘無垢’意思是很干凈，非常潔凈，‘稱’就是相稱、勻稱。所以‘維摩詰’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干凈而勻稱。而王維這么一弄就亂了，他叫王維，那么就變成了王沒有，‘無’就是‘沒有’嘛，字摩詰就變成了又臟又勻稱，很勻稱的臟，遍布的全是臟。”
這里的解釋有誤，而錯誤的解釋給人帶來的，則是不雅的想象。
“維摩詰”，梵文為VimalakIrti，其中vi譯作“無”，mala譯作“垢”，都是可以的。問題出在kIrti上。這個字古人譯“稱”，沒有錯，但是是“名稱”的“稱”。見到“稱”，就認為它是“勻稱”中的“稱”，便錯了。kIrti的意思是“稱號”、“令名”等，來自動詞字根√kIrt，意為“說到”、“夸贊”。其實，“維摩詰”的意思，歷來十分清楚，古代佛教經(jīng)典曾經(jīng)將它意譯為“凈名”，頗為準確。關(guān)于這個名字的由來，僧肇《注維摩詰經(jīng)》卷一有解說稱：“什(即鳩摩羅什)曰，維摩詰，秦言凈名。……其晦跡五欲，超然無染，清名遐布，故致斯號。”玄奘本人對于“毗摩羅詰”(即VimalakIrti)這個字也有解釋，見其《大唐西域記》卷七：“唐言無垢稱，舊曰凈名。然凈則無垢，名則是稱，義雖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訛略也。”所有這些，都已說明了“稱”的確切意義。如謂還不清楚，那么玄應《音義》還有“……此譯云無垢稱，稱者名稱也”，所說無論如何是直接得再無可疑了。然而，令人遺憾，講者還是錯了。錯了也就罷了，再進一步，以非為是，乃至信手起王維幽魂于千年古夢，幽他一默，以為得意之筆，似乎就不妥了。
央視“百家講壇”我看得不多。那一天打開電視機，看到錢文忠教授正在講《玄奘西游記》，但已經(jīng)到了第十九講，后來又看了兩講，便沒再看。不過在這幾講中，除去前一個例子外，我又發(fā)現(xiàn)了幾個與梵文有關(guān)的.問題，一并簡析如下。
2.“提婆”(Deva)的意義不是“天地”中的“天”
在第十九講里，錢教授說到一場佛僧與外道的辯論。他說：“還有，比如著名的提婆菩薩。提婆就是梵文的Deva。Deva的意思本身就是天的意思。天就叫Deva。”說梵文Deva的意思是“天”，本無問題。但是，為了說明其義，他舉起手臂，向上指天，這就錯了。原來，deva這個字的意義是“神”，或說“神明”，而不是我們頭頂上的天。它由另外一個梵字div派生而來，而div這個字倒確實有“天空”的意思。但div經(jīng)派生后，意義就變了。兩者不同，不能混為一談。那么為什么我又有上面“本無問題”的話呢?因為用“天”字譯“神(Deva)”，原是佛經(jīng)古譯慣例，如“天女”、“天眾”等;說某是神，即稱某為天，如“大梵天”、“帝釋天”等，甚為習見�！哆^去現(xiàn)在因果經(jīng)》卷一提到佛甫出生便“自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這里的“天”與“人”并列，倘若把它解釋成“天地”中的“天”，就不通了。在《玄奘西游記》的故事中，與“天”對舉的是“狗”。顯然，只有釋“天”為“神”，對舉才能成立。
3.“提婆”的意義也不是“天生”意義上的“天”
第二十講對于佛陀的敵人提婆達多梵文名字的解釋，也是一樣。錢教授說：“玄奘在這里注意到提婆達多這個人，‘提婆’是‘天’的意思，‘達多’是‘授’的意思，他的名字就是天生的意思，……”說此人名字的意思前半是“天”，后半是“授”，沒有錯。因為玄奘的書里已經(jīng)明載：“提婆達多，唐言天授。”(卷六)現(xiàn)成二字，拆開就行了。但是進一步作解，說這個人的名字合起來“就是天生的意思”，便不對了。提婆達多，梵文Devadatta。deva之意已如前述。datta來自動詞“給”，意為“給的”。所以這人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給的”，或者說得文一點：“天神所賜”。至于“天生”，漢語的意思很明白，那意思與“神給的”全然不同。應該說，前后這兩個例子都說明錢教授對于deva一詞的意義沒有弄懂。
4.“一切義成”的原文及其錯解
說到釋迦牟尼的原名，錢教授告訴我們是悉達多·喬答摩，并讀出原文SiddhAtrhaGautama。他進一步解釋說，“‘悉達多’的意思是一切義成”。誠然，“一切義成”確為“世尊(即釋迦牟尼)之幼名”，但它不是“悉達多”的準確意義。“悉達多”的確切意譯之一是“成利”。該名見于多種佛經(jīng)，《大智度論》卷二即稱：“父母名字悉達陀(秦言成利)，得道時知一切諸法故，是名為佛。”“一切義成”的梵文應該是SarvArthasiddha。玄奘在《西域記》卷七中對于“薩婆曷刺他悉陋”曾有解釋，說：“唐言一切義成，舊曰悉達多，訛略也。”這里的“薩婆曷刺他悉陋”就是SarvArthasiddha的音譯。古今將“悉達多”解作“一切義成”的并不希見。然而，玄奘在他的書中畢竟明確表達了“一切義成”與“悉達多”不能等同視之的看法，何況兩者原文區(qū)別不小。既然是梵文學者講解玄奘，理應對此十分注意。
另外，錢教授把“一切義成”解釋為“成就了一切正義，成就了一切最高尚的東西”，也是未諳梵字的結(jié)果。“一切義成”原文是“實現(xiàn)了所有愿望”，或“達到了一切目的”的意思，用為名稱，是佛誕不久的事。梵文artha只有“目標”、“財物”、“意義”等義，近世漢譯經(jīng)常作“利”，與“正義”、“最高尚的東西”等并不相干。此外，我們還應注意，“一切義成”是“世尊之幼名”(《翻譯名義集》卷一也說“此乃世尊小字耳”)。此時他還遠未成道布道，如欲冠以“成就了一切正義”這種名號，時間也嫌太早。
看錢教授的演講，是因為所講的題目同我的工作有點關(guān)系。同時，知道課是梵文專家講的，便也對他演講中的梵文問題多加了幾分注意，道理不外是希望得到一些新的啟發(fā)。不意結(jié)果如此，看了三講，也就沒有再看下去。為什么會出錯誤呢?原因我們不去猜測。但結(jié)果卻是要考慮的，且多少令人擔憂。我們總不能忘記，千百萬熒屏前聚集著那么多觀眾，他們是仰望名家，信而不疑的。
二、關(guān)于“關(guān)門弟子”之說
簡介的內(nèi)容是：“錢文忠：季羨林先生關(guān)門弟子，央視‘百家講壇’最年輕的主講人，中國最年輕的印度學、佛學、梵學專家。1966年6月出生，1984年考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梵文巴利文專業(yè)，師從季羨林先生�，F(xiàn)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前面說過，這個簡介的第一段是有問題的。我主要指第一句，盡管其他部分也有問題。該句稱錢教授為“季羨林先生關(guān)門弟子”。這是一個缺乏根據(jù)的說法，讓人很覺奇怪，不知道來自哪里。其實，門人弟子這類說法，在季羨林先生的學生當中是很少有人用的，所以從不流行�？梢哉f，他的學生，包括數(shù)十年中他親自教過的本科生和他的研究生，無論在什么場合，都沒有主動談論自己和季先生關(guān)系的習慣。他們極為敬重自己的老師，私心亦不免因得親炙而感覺幸運，但也僅此而已。這些學者，據(jù)我觀察，即使在梵學(按照《中華讀書報》“簡介”的意思，該詞在本文中僅指與梵文和巴利文有關(guān)的研究工作)研究中工作了幾十年后，也還沒有一位以季先生的衣缽傳人自詡。在他們看來，如果一定要談繼承衣缽的話，那也絕不是一句空談，而只意味著默默地工作。一天努力，能得千把或數(shù)百字已是不俗的成果。面對梵典，冥思苦想，反復推敲，不得要領(lǐng)，忽有所得，旋又推翻，以至躊躇半日，一無所獲，并不是不會發(fā)生的事。不過，他們似乎也并不因此而心生怨尤。工作依然愉快。
然而，梵學研究畢竟是“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yǎng)之事”，從無躋身顯學，借以張揚的可能。浮名不說，即使是一般的名氣也未可指望。例如蔣忠新先生，雖然作為《妙法蓮華經(jīng)》貝葉梵本釋讀和研究的權(quán)威而在歐美和日本同行中享有很高的聲譽，由他發(fā)掘編定的該經(jīng)貝葉復制本曾由中國政府隆重贈與尼泊爾王室，但是在國內(nèi)除印度學界以外，他的.名字幾乎無人知曉。再如黃寶生先生，雖然曾就梵語詩學做過深入探討，也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擔任所長，到了今天，即使在主持團隊，歷十余年而完成梵文大史詩《摩訶婆羅多》的翻譯之后，知道他的人，依然有限。這當然與他們低調(diào)處事有關(guān)。低調(diào)處事也是梵學界研究者的共同特點。他們與影音媒體大多兩不相涉。
中國系統(tǒng)培養(yǎng)梵文巴利文人才的單位，只有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曾招收本科學生三批，即：1960年班，由季羨林、金克木任教;1984年班，由蔣忠新、郭良鋆任教;2006年班，由段晴、王邦維、高鴻、薩爾吉任教。季羨林先生本人招收的研究生，是必須修習梵文的。他招收的研究生計有：1978年的任遠、段晴，1979年的王邦維、葛維鈞，四人同于1982年畢業(yè)，獲碩士學位。后王邦維復于1987年在季先生的指導下獲博士學位。那以后招收的研究生共有五人，即：錢文忠、辛島靜志(日籍)，于1991年畢業(yè);李南，于1996年畢業(yè);高鴻，于1998年畢業(yè);劉波，于2000年畢業(yè)。其中，錢文忠獲碩士學位，后四者獲博士學位。這樣看來，錢文忠教授與季羨林先生的師生關(guān)系，僅僅發(fā)生在研究生階段，無論從時序角度，還是從學歷水準看，都與“關(guān)門弟子”一說不符。所以《中華讀書報》出現(xiàn)這樣的說法甚為奇怪。更有甚者，11月6日《南方日報》“南方文化”版居然有“錢文忠18歲就跟隨季羨林學習梵文，是季先生的關(guān)門弟子，也是中國目前唯一一名懂梵文的70歲以下的學者”這類以無根游談為據(jù)，三重訛傳并出的荒唐推介。對于錢文忠這樣年輕的學者，用這樣的方法制造光環(huán)，恐怕不一定真能起到愛護的作用;對于鼓勵他努力學習，把功底打好，把事情做好，也無益處。顯然，某些媒體說來還是同學界有些隔膜，不知道在這里“收名定價”，終究還得靠學術(shù)成就。
三、關(guān)于xx年梵巴文班
關(guān)于xx年北京大學梵文巴利文本科班的開設緣由，媒體間有一種普遍流傳的說法，大意為：xx年左右，錢文忠所在中學的郝陵生老師偶然提起季羨林先生，并說梵文現(xiàn)在沒什么人研究了，也沒有年輕人去學了，正處于青黃不接的狀態(tài)。于是錢文忠便對梵文發(fā)生了興趣，并與季先生通信，表示愿意學習梵文。后來，“這封信影響了季先生，因為他覺得那時候沒有年輕人來學梵文，他突然發(fā)現(xiàn)還有愿意學的，所以又招了一個班，8個人”。(《齊魯周刊·文化人物》第44期，xx年11月9日)該刊在其黑體字介紹中特別強調(diào)：“xx年，季羨林老先生以73歲高齡，在北大重開了停招多年的梵文巴利文專業(yè)，就是為了招收錢文忠為徒。”這又與事實不符。
xx年以前的情況是怎樣的呢?季羨林先生一向認為印度古代語言是研究印度學必不可少的基礎(chǔ)知識，所以他在xx年招收第一批研究生后，馬上開設梵文課，并請蔣忠新先生(xx屆學生)代他講授。xx年招收的第二批研究生在入學前更須保證愿修梵文，否則不予錄取。xx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大學共同主辦的南亞研究所成立。在季先生的倡導和推動下，xx年入學的xx年畢業(yè)生很快便在所內(nèi)外投入了梵文巴利文研究工作。他們是：南亞研究所的張保勝、蔣忠新、郭良鋆(稍晚自哲學所調(diào)入)、席必莊、趙國華，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黃寶生和該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韓霆杰、馬鵬云。他們不久便陸續(xù)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些大的項目，如史詩《摩訶婆羅多》的翻譯等，也很快進入了醞釀試譯階段。季羨林先生的《羅摩衍那》譯本八卷更是早在xx年便已開始陸續(xù)出版。到xx年，參加梵學研究工作的除前述數(shù)人外，又加入了季先生已畢業(yè)的四個研究生，以及金克木先生已畢業(yè)的研究生胡海燕(其中有的不久又赴國外深造)。而尤其重要的是季羨林、金克木、巫白慧諸前輩自己也還處在旺盛的工作期。徐梵澄先生自海外歸來，更是大大加強了研究隊伍。這樣的研究隊伍，即使在國外也是不多見的。如果說郝老師遠在上海，不了解情況，也還情有可原。而硬說季先生深感梵學危機，極想開班授徒，以為救濟，就離事實太遠，完全說不過去了。但是，這樣的故事不僅出現(xiàn)了，而且大有輾轉(zhuǎn)流行，枝蔓茂盛之勢，致使知情者慢慢感到需要出來說明真相，以正視聽。大學開班授課，原是學校生活的常態(tài)。北大百年，了無奇事。如今非得從中編點秘聞出來，起承轉(zhuǎn)合，故神其說，無論源出于媒體，還是源出于錢教授本人，都是不負責任的。如果有人體其用心，加以指責，恐怕也理有固然，無法斥之為別有意圖。應該承認，在某些媒體的強力推介里，實在看不出有對錢教授關(guān)心愛護的意思。
倘有好事者借為培養(yǎng)錢文忠而開班的緣起之說，責之以離校后的梵文研究成果，以究其不負師望，有所還報之實，難免反會陷他于尷尬境地。檢點一下他已經(jīng)發(fā)表的文章，應該說，這樣的擔心不無道理。
提到xx年北京大學的梵巴文班，一個繞不開的話題是該班的授課老師。
首先為這班學生啟蒙的是蔣忠新老師。當時蔣老師的類風濕癥已達中期，對他來說，每周數(shù)次從勁松小區(qū)乘公交車到北大上課，都是沉重的負擔，包括需要忍受常有的低燒。然而，他的課卻是第一流的。他梵文的深厚功底和做事的一絲不茍一向有口皆碑。但是，到第二年第一學期過后，他再也無力支撐，于是北大換聘郭良鋆老師。郭老師梵、巴俱嫻，在梵文之外，又給學生們加開了巴利文課。她家居光華路，授課往返的辛苦，同樣可想而知。1984年梵巴班的學生日后各有所就，留在國內(nèi)的只有錢文忠在教育界從事教學科研工作。蔣老師于2002年去世。他的名字在他去世前還有學生偶爾提及，而那以后很快就被有意無意地遺忘了。五年過去了，他的'夫人始終沒有聽到過一聲問候的電話，一句安慰的言辭。郭老師同樣也被遺忘。錢文忠教授以梵學名家。作為一位因受惠于蔣、郭二師而得昂然行走于世的學生，今天，當他在“入門”、“關(guān)門”的神話中享受種種美譽，而他的老師卻已悄然“出門”的時候，人們難免感覺凄涼�，F(xiàn)在，在手把手的老師“消失”之后，陳寅恪先生出現(xiàn)了，作為“我的師祖”。這顯然不是贅筆。
20xx年，北京大學開設了第三個梵文巴利文本科班。此時上距前一個班已經(jīng)20年。20年間，北京大學雖無本科教學，但研究生的梵文課卻沒有斷，前后培養(yǎng)學生不少于15名。他們后來大多進入了研究領(lǐng)域，其中最年輕的不到30歲。目前中國的梵學研究已經(jīng)形成了從60余歲到20多歲不同年齡級別的基本不間斷的工作梯隊，在梵文語言和文字研究、梵語文學理論研究、古典文獻翻譯、印度古代哲學和醫(yī)學研究、貝葉經(jīng)釋讀和研究、梵文銘文釋讀和研究、梵漢佛典對勘等方面做了很多扎實的工作，不斷有論文和書籍面世。北京大學由段晴教授主持的“梵文貝葉經(jīng)及佛教文獻研究所”集中了一批學有所成的年輕人，研究工作充滿活力�，F(xiàn)在的梵學研究領(lǐng)域頗有生氣，人才濟濟且后繼有人。梵學的發(fā)展，從不惹人注目。然而這半年來，隨著玄奘故事的熱播，它從不顯之學，變成了顯眼之學，而顯在眼前的，卻是一派凋零景象，有時幾乎荒無人煙。之所以造成這種誤解，某些不負責任的媒體以訛傳訛，是難辭其咎的。
前面所說，除去梵文一節(jié)，概括起來，無非“入門”、“關(guān)門”二事。此類談資，放在客廳里點綴無聊，換取嘆賞，快慰一時，未嘗不可;倘若擲諸報端，流入傳媒，就難免自炫邀捧之譏。其實，說到頭來，真正向?qū)W的人，對于名義并不看重，所謂師承，也不過是個起點。作為學生，要在記住老師的教誨，堅守做人做事的道理，不忘用老師教給的本領(lǐng)，踏踏實實地工作，以不負老師的愛護與期望。季羨林先生總是告誡我們要耐得住寂寞。耐不住者，其學必流于膚淺，道理簡單，本不待言。老師對于我們，有用的是他的學養(yǎng)，而不是他的名望。重其學養(yǎng)，便得安身立命之本;重其名望，就不免視之為博取名利之資，以至于漸習沽釣，本業(yè)荒疏。學界與傳媒，領(lǐng)域不同，功能各異，試圖嫁接，以服務受眾，自然無可厚非。不過，須知媒體造星，多為流星。所謂擁躉，也是云聚星散，不足憑恃。至于薪傳，宜秉真火。眾人拾柴，無非秋蓬，驀然沖天，息不旋踵。學界中人，理應守拙清醒，當知傳媒所為，常在求一時之功，既無工夫，也無能力將任何人送至學術(shù)塔頂，成就其“領(lǐng)軍人物”之夢。明白此點，便不會望蜀心動，急不擇路了。
四、錢文忠教授在央視訪談中的梵文問題
前面那些內(nèi)容，寫在20xx年11月。后來，今年1月20日，央視播出“小崔說事·錢文忠老師”，梵文問題再次出現(xiàn)。
節(jié)目開始，即有對于錢教授的介紹，稱“他可以完整地背誦大部頭的梵文書籍”。此語頗能發(fā)人傾慕，因為若等奇才，世不二出，且五百年之海內(nèi)，絕無其匹。節(jié)目播到最后，錢教授確實背誦了，然而只背一句。不過，所背此句，并不完整。錢教授背的是：AsIdrAjA nalo nAma balI，他翻譯為：“過去有這么一個國王，孔武有力，他的名字叫那羅。”該句出自梵文史詩《摩訶婆羅多》，為其第三篇(“森林篇”)，第五十章，第一首詩的前半闋。原文為：AsIdrAjA nalo nAmavIrasenasuto balI。稍加比較，即可看出，原文vIrasenasuto沒有背出。它的意思是“他是雄軍之子”。從量上看，只背半首詩，就三份丟了一份，無論如何是與“可以完整地背誦大部頭的梵文書籍”對不上茬的。
節(jié)目中的梵文問題并不僅此一例。在主持人的邀請下，錢教授在黑板上寫了一句梵文，稱“用天城體”。轉(zhuǎn)寫成拉丁體后，這句梵文為：yatradharmastatrajayaH。但是，該句梵文的正確寫法是：yatra dharmastatra jayaH，即中間需要斷開。這是梵文語法的基本要求，也是老師在最初幾課就要講的。這個句子是梵文開課后的入門例句，內(nèi)容十分符合古代印度觀念，語法上也整齊簡單，很容易引起初學者的興趣。
然而，真正嚴重的，卻是下面一事。在寫出上述例句之前，錢教授說：“這是現(xiàn)在印度國徽上的一句話。”寫出之后，他再次強調(diào)：“像這樣一個句子還在印度國徽上……”事實上，印度國徽上的文字是：satyamevajayate，取自古代《禿頂奧義書》第三章，第一節(jié)，第六首詩的'上半闋，為該闋最初幾個字。前面寫在黑板上的一句，錢教授翻譯為：“哪里有法，哪里就有勝利。”此處國徽上的這句，意思是：“只有真理能夠得勝。”張冠在此李戴。怎么會弄成這樣呢?仔細比較，發(fā)現(xiàn)兩者有一共同元素：jaya。再多的道理，就想不出了。其實，凡對印度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的觀念固為印度人所重視，但它的存在，畢竟不出印度哲學思想的影響范圍，且不同教派，不同的理論體系，對它的理解也多不同;而“真理”才具有普世意義。懂得這些，慎重—點，避免這樣的錯誤，仍有可能。
本檔“小崔說事”節(jié)目中涉及梵文的僅有三處，而這三處卻無一不出問題。
錢文忠教授以“精通梵文”而名滿媒體，然而他在講演、著述和訪談中卻梵文錯誤頻出，內(nèi)容及于誦讀、書寫和釋義等語言學習的基本方面，而水平則皆屬基礎(chǔ)性和常識性。這種對比，不能說不強烈。問題的根源在哪里，這里不做探求。但這樣事情的出現(xiàn)，至少使我們有兩點思考。其一，學術(shù)名望的取得，離不開踏實認真的學習和嚴肅謹慎的思考，舍此而去水銀燈前營求，人際鏈中搜討，除能熱鬧一時之外，不徒無法成功，如有虛夸，也易暴露。其二，學術(shù)和娛樂，原是不同的兩回事。前者通常不會冒充后者，而后者假前者之名以行的，卻日見其多。這是一種不健康的趨勢，對于學術(shù)風氣，對于求知心切的人們，都會形成傷害。
五、錢文忠教授跪拜的真實原因
在“小崔說事·錢文忠老師”這個節(jié)目中，出現(xiàn)了錢教授向季羨林先生磕頭拜壽的鏡頭。這一鏡頭導致了普遍的爭議，肯定者有之，否定者有之，認為與局外人無關(guān)者有之。不過，所有這些議論都沒有觸及問題的根本所在。實際上，了解錢文忠教授前面的做法以后，便不難明白他為什么要利用季先生誕辰的機會，拍攝這樣的鏡頭了。對此唯一的合理解釋，就是他希望在公眾面前進一步強調(diào)自己與季羨林先生的“密切”關(guān)系，而倘若可能，最好借強大的視覺沖擊，把這樣的關(guān)系定格下來。這類方式雖然不關(guān)學術(shù)，卻意在暗示衣缽授受，學術(shù)傳承。其實，季先生的學生中梵學成就卓著的頗不乏人，只是他們誰也不曾想到要如此標榜。他們認為，學術(shù)的繼承，首先要靠一點一滴的踏實工作來實現(xiàn);對于老師的報答，也只能是年復一年的成績積累。將一兩篇言之有物的梵學論文奉獻于老師面前，比起表面的敬拜更有意義，而拿儀節(jié)做給人看，則全不可取。
錢教授以跪拜的方式為季先生祝壽，以前不是沒有過。只要是局限在一定的空間，不出私密的場合，作為僅僅發(fā)生在個人之間的行為，這樣的做法，固無不可。但是，將它推到光天化日之下，就難免遭受物議。我們不知道錢教授是否想到過這一點，是否考慮了季先生會不會因此而受傷害。他這樣做，至少是不負責任。
事實是，季先生從不要求別人對他有任何形式上的禮敬，而他自己則寬厚恭謹，禮貌周全。相信見過先生的人，無不知道他是一位慈愛謙和的長者。90歲以前，只要還走得動，他沒有一次不把客人送到門外路邊，即使來者是20歲的年輕人。90歲以后，只要還站得起，他總要起立目送客人，不管是否吃力。如今他只能坐、臥了，情形怎樣?我有一個剛剛發(fā)生的例子。2月25日下午，為了出書的事情，我陪中國海關(guān)出版社的年輕編輯包妍女士前去看他。這是她第一次去。落座以后，談過幾句，季先生忽然變得若有所思，隨后他放低眼光，對包女士說：“我站不起來。”請問，像這樣以96歲高齡，向一位30出頭的年輕女士致歉的事，普天之下，難道多嗎?
另一個普遍知曉的事實，是季先生對于別人尤其是年輕人的'事，只要力所能及，總是有求必應。我們不能想象，現(xiàn)在，如果錢文忠教授提出要用攝影的方式記錄給他拜壽的過程，像過去一樣磕頭，季先生會拒絕。我們能夠要求他斷然拒絕嗎?以他的樸厚之心，他能想到背后的隱情嗎?
今天，他足不出戶，已經(jīng)無法知道外面世界對他的褒貶。如今我所期望的，只是我們這個世界也能寬厚待他，像他對待所有到過他面前的人一樣，除此之外，更無多求。
至于錢文忠教授，我對他提出了批評，其間忿激之詞，自知不免，而我最后要表達的，卻是希望仍在，期其有成。這樣的期望并非無端。錢教授穎悟好學，非比尋常，而其腹中所積，早已點算不易;清詞麗句，小試而已。但是他目前所走的重浮名而輕實績的道路，卻是我們根本反對的。這樣的道路，并不通向任何真正的成就，對于他的才能，乃是致命的浪費。我只想說，天賦異稟，不容辜負，切勿私而玩之，轉(zhuǎn)須惜而用之。當務之急，在于擺脫名索，沉潛真學，十年深山，必能大有所成。以他的敏悟，不難棄聰明而就智慧。過得此門，即可一展長才，計其前程，依然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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