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諸夏之族已經(jīng)發(fā)展到大河南北的大平原西部邊緣地帶，以炎帝為首的姜姓部落群大約在太行山東麓的河內地區(qū)，以黃帝為首的姬姓部落群大約在嵩山之外的外方地區(qū)，他們各自結成親屬部落聯(lián)盟，繼續(xù)向東方發(fā)展。東方的風、嬴、偃諸姓部落群也由汶、泗一帶活動到大野澤周圍，其中勢力比較強大的蚩尤部，一度成為東方部落聯(lián)盟的最高軍事首領。他與炎、黃諸部在相互聯(lián)系日益密切的情況下，發(fā)生了越來越劇烈的武力沖突。 

 

最后，炎、黃諸部完全聯(lián)合起來，黃帝成為諸夏之族的最高軍事首領。在黃帝的統(tǒng)率下，與蚩尤大戰(zhàn)于涿鹿之野。結果，蚩尤失敗，黃帝成為結合夏、夷諸部組成規(guī)模更大的部落聯(lián)盟的最高首領。從此，華夏族成為不斷融合中原各地眾多部族的核心力量。黃帝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尊崇為不斷擴大的華夏族的共同祖先。 

 

 

傳說中的黃帝，當然不能視為一個簡單的個人，而是一個時代的象征。這個時代，正是由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轉化的開端，后世常把有關向文明時代轉化的創(chuàng)造發(fā)明，如文字、歷法、舟車、蠶絲等等，大都集中到黃帝的身上，正反映了這是一個急劇變革的時期。 

 

傳說中的黃帝之后，為帝顓頊高陽氏。帝顓頊時期，社會經(jīng)濟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階級分化現(xiàn)象更為深刻。 

 

到了顓頊時代，“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國語·楚語下》。所謂“南正重”，當是善于觀察 天象通曉巫術的巫師之類的人物。從此他們就成了管理與天神有關事宜的專職人員，表達天命，顯示神靈，就成為他們的特權，這就形成了控制廣大黎民群眾靈魂的`宗教職能。而廣大黎民群眾只能在“火正黎”之類的部落首領人物的監(jiān)督管理下，在田地中勞作，不準“侵瀆”天上的神事。“火正黎”之類的部落首領人物就成了專管地上“民事”的“民師”，后來就發(fā)展成為各級官尹。 

 

天與地的隔絕不通，神事與民事的截然分離，實質上反映了階級關系的對立日益加深，標志著國家權力和政府機構的萌芽。 

 

 

在由各部落領土融合為民族共同領土的發(fā)展過程中，各級軍事首劣詡在不同程度地為爭奪權勢而展開斗爭，他們分布在各地，各自占有一定范圍的領土，其中勢力比較強大的，成為一方之霸(伯)，部落聯(lián)盟的最高軍事首領必須得到這些首領人物的支持，或者用武力壓服他們，地位才能保持穩(wěn)固。 

 

如傳說的陶唐氏的首領堯擔任部落聯(lián)盟首領的時候，經(jīng)常要“諮四岳”，即征求一部分勢力比較強大的部落首領的意見。其中特別是號稱為“太岳”的共工氏和崇伯鯀等人的勢力最為強大，更需要得到他們的支持。 

 

有虞氏的首領舜，能接替堯取得最高首領地位，首先是得到高陽氏之族號稱為“八愷”和高辛氏之族號稱為“八元”的十六族首領的擁護，接著又用武力打擊了所謂“四兇族”，壓服了共工氏和崇伯鯀等反對勢力，鞏固了統(tǒng)治權力。同時，又繼續(xù)深入丹漢地區(qū)，征伐三苗，進一步擴大他的武力征服范圍。在對內對外戰(zhàn)爭日益繁劇的情況下，眾多的部落首領逐漸轉化成為世襲貴族，建立世襲王權的條件已經(jīng)逐漸成熟了。 

按照軍事民主制的傳統(tǒng)，部落聯(lián)盟最高軍事首領，必須通過一定的儀式，由眾多部落首領共同推舉或承認，才能確立。我國古代傳說的“禪讓”制度，就是屬于這類性質。這種傳統(tǒng)的“禪讓”舊制，到堯舜時期還是存在的。不過，長期以來，在同一家族內選出后繼者，也逐漸成為事實；同時，憑借強力，在四岳諸伯之間展開權勢爭奪，又愈演愈烈。  

 

根據(jù)有關記載反映，唐堯要求其子丹朱成為他的后繼者，虞舜則在“禪讓”的幌子下使用強力奪取了最高統(tǒng)治地位。后來，虞舜也要求由其子商均繼承，禹又憑借他的權勢和威望直接代替了虞舜。這樣，丹朱和商均就都被詆毀為“奸子”。事實說明，強力在實際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禹取得最高統(tǒng)治地位，博得諸夏首領的擁護，具有夏后氏的稱號，即諸夏之族的最高君長，正式建立了夏王朝。從此，世襲王權才完全確定下來，開始了中國文明時代的歷史。

若還想查看其他的名言請點擊下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