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畢業(yè)論文中的歸化翻譯及理據(jù)

　　一、簡介:
　　
　　 《飄》（Gone with the Wind）是美國著名女小說家瑪格麗特·米西爾（Margaret Mitchell）的成名作，于1936年出版后第一年就銷售2000萬冊，并于1937年獲普利策獎。故事以美國南北戰(zhàn)爭為背景，是一部帶有感傷懷舊情緒的愛情小說。傅東華在1940年將《飄》譯成漢語。傅譯本的《飄》用詞簡單平實，語言流暢熟悉。傅譯本的《飄》就像中國小說，讀起來毫無生澀、泊來之感。傅譯本的這種風格主要是由大量使用歸化翻譯手法產(chǎn)生的。本文擬總結并例示其歸化的內(nèi)容，探討其采用歸化翻譯的理論依據(jù)，以期總結出一些對翻譯實踐和翻譯理論研究有幫助的規(guī)律。
　　
　　 二、傅譯中的歸化翻譯的內(nèi)容
　　
　　 傅譯中采用歸化翻譯的內(nèi)容從形式可以分為兩個層次，詞匯層和句法結構層。詞匯層的歸化翻譯包括對人名、地名和機構名的歸化。句法層的歸化翻譯包括對定語、狀語等句子成分擺放位置的歸化和對某些介詞短語、-ing分詞短語等結構的歸化。
　　 一部外國小說或一個外國故事，使讀者感到陌生、并有可能影響閱讀興趣的首先是故事中的人名、地名。許多讀者在閱讀小說時，有時干脆跳過那些生澀難讀，卻又毫無意義的外國人名、地名，甚至讀完之后還不知道故事中角色的姓名，不無遺憾，而且還會影響進一步閱讀的興趣。如果采取歸化譯法，則會提高讀者興趣，拉近讀者與小說的距離。
　　 傅東華先生在其《飄》譯本中幾乎歸化，漢化了所有的人名、地名。小說中有身份、有地位人物的姓名，特別是姓氏，幾乎都翻譯成了漢語中的常見的人名，姓氏。如郝思嘉（Scarlet O’hara）、郝愛蘭（Allen O’hara）、郝嘉樂（Gerald O’hara）、湯讜謨（Tom Tarleton）、湯保義（Boy Tarleton）、湯伯倫（Brent Tarleton）、湯司徒（Stuart Tarleton）、衛(wèi)希禮（Ashely Wilkes）、衛(wèi)英第（India Wilkes）、白瑞德（Rhett Butler）、方東義（Tony Fontaine）、包利革將軍（General Beauregard）。在地名翻譯中，傅譯借助了漢語中一些表地名的后綴詞，使譯名帶有中國地名氣息。如 餓狼陀(Atlanta)、陶樂場(Tara)、肇嘉州(Georgia)、鐘氏坡(Jonesboro)、曹氏屯(Charleston)等地名中的“陀、場、州、坡、屯”等常用于中國地名之中。
　　 除人名、地名之外，譯者還將一些機構名稱按漢語中的表達方式翻譯。如例1中大學的名稱仿照中國的“北大”，“人大”等形式翻譯。（例1）“He’s kind of set on getting an education, and you two have pulled him out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nd Alabama and South Carolina and now Georgia.”[1](7)（譯文：“他向來把教育看得很認真的。以前在佛大、亞大、南大，他們都給你拖了出來，現(xiàn)在肇大，又給你們連累得讀不成。”[2](3)）
　　 以上人名、地名及機構名的翻譯都是歸化翻譯在詞匯層上的反映。除此之外，在句子結構層次上，歸化傾向也有明顯的體現(xiàn)。從以下例2至例4中可見一般。
　　 （例2）“Sensing something they could not understand， … the twins struggled along for a while， and then rose reluctantly， looking at their watches.”[1](12)（譯文：“這種驟然變化的情形，他們雖然說不出所以然來，卻也已經(jīng)感覺到了。但他們還想在那里再賴一會兒，后來看看再也賴不下去了，這才垂頭喪氣地站了起來，看了一看表”[2](11)）例2中，句首或句尾有作狀語的分詞短語，而句子的主干在中間，這是英語中常用的結構，但漢語中沒有分詞短語，在該句得譯文中，前面一個分詞短語譯成了一個單獨得句子，后一個分詞短語譯成了主句并列謂語之一。這種處理符合漢語的句法特征。
　　 （例3）“But for all the modesty of her spreading skirts, the demureness of hair netted smoothly into a chignon and the quietness of small white hands folded in her lap, her true self was poorly concealed”[1](5)（譯文：“可是不管她那散開的長裙顯得多么端莊，不管她那疏得光滑的后髻顯得多么老實，也不管她那疊在膝頭上的一雙雪白的小手顯得多么安靜，總都掩飾不了她的真性情”[2](2)）。例3中，“for”后接三個并列名詞結構，增譯成了符合漢語習慣的“不管……不管……也不管……”這樣一個并列連詞結構。
　　 （例4）“Nineteen years old， six feet two inches ta ll， long of bone and hard of muscle， with sunburned faces and deep auburn hair， their eyes merry and arrogant， their bodies clothed in identical blue coats an d mustard- colored breeches， they were as much alike as two bolls of cotton.”[1](5) （譯文：“他們的年紀是十九歲，身材六尺二吋高，長大的骨骼，堅硬的肌肉，太陽曬黑的面皮，深金褐色的頭發(fā)，眼光和樂之中帶幾分傲慢，身上穿著一模一樣的藍色褂兒，芥末色褲子，相貌也一模一樣，像是兩個難分彼此的棉花莢。”[2](2)）如例4所示，在英語中，形容詞短語，介詞短語以及獨立主格結構等無動詞分句常常放在主句前面作定語修飾主語或作狀語修飾謂語[3](576)，在翻譯時，按漢語習慣，將主語放在前面，將英語中的狀語或定語成分變成謂語。
　　
　　 三、歸化翻譯的理據(jù)
　　
　　 傅譯本的歸化翻譯風格幫助中國讀者接受了這部一千多頁的長篇小說，并使它在中國流行幾十年，亙久不衰。這種歸化翻譯在實踐中已經(jīng)證明是成功有效的，在理論上也可以追尋到支持理據(jù)。這些理據(jù)主要包括社會符號學和功能對等的理論、圖式理論、德國功能主義理論。
　　 按照社會符號學的觀點，整個世界是一個符號系統(tǒng)。一種社會、民族的文化是其中的一個子系統(tǒng)。語言又是文化中極其重要的一個子系統(tǒng)，是一種特殊的文化，也是文化的載體，可用來解釋描述一切文化現(xiàn)象，是表達和傳播文化，促進文化發(fā)展的重要工具。而翻譯在形式上首先是把一個子語言符號系統(tǒng)中的一些語言符號轉換成另一個相并列的子語言符號系統(tǒng)中的語言符號。如上所述，一種語言符號系統(tǒng)承載于其上一層的文化符號系統(tǒng)之中，并反映該文化符號系統(tǒng)的特點，所以形式上的語言符號轉換必然涉及到文化符號的轉換。不同的文化符號系統(tǒng)之所以能并存而不溶為一個，是因為它們在享有基本共性的基礎上有各自的特性，而且每一種文化個性的存在依賴于其它文化個性的存在。既然各不相同，在轉換過程中必然有沖突，這就涉及到一個取向問題：是將源語文化強加給目的語文化，還是依賴它們的共性盡量用目的語文化來詮釋源語文化。于是“歸化”和“異化”就誕生了，它們之間的取向之爭也誕生了。
歸化（adaptation）是指用譯語文化中慣用的表達方式來轉換源語；異化（alienation）是要保存源語的異國情調(diào)。前者以目的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后者則以源語或原文作者為歸宿。歸化、異化的爭論實質上是直譯與意譯爭論的延伸和擴展。直譯、意譯主要爭論的是翻譯中語言的表達方式問題，而歸化、異化主要爭論的是翻譯中語言所包含文化內(nèi)容的傳遞問題。
　　 文化包括物質、制度和心理三個層次[4](109)，英語國家和漢語國家文化的不同必然在這三個層次都有體現(xiàn)。每一個語言符號只有在其所在的語言符號系統(tǒng)和文化符號系統(tǒng)中才有其相對固定的位置，從而獲得其相對固定的意義和功能。作為語言使用者的人以其所在的文化為思維，認知世界的基礎，并受其制約。因此，一名讀者只有對其母語才會有最準確的理解。在翻譯中，按照功能對等的原則，將體現(xiàn)源文化獨特性的語言符號歸化譯為目的語符號，將有助于讀者準確理解。
　　 圖式理論基于格式塔心理學。圖式理論的倡導者認為人的知識是以圖式(schema)的形式儲存于記憶中的，很多的圖式連接在一起構成巨大的，立體的圖式框架。[5](255-2391)人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接受信息時，存貯在圖式框架中的大量知識就被激活，如果某一圖式知識與新信息相合，它就會映射在大腦里，并盡力為新信息提供解釋。人們理解話語與信息的過程就是找出適當?shù)膱D式，并藉此提供合理解釋的過程。
　　 由圖式理論，我們可以推論讀者的理解依賴于其思想中的圖式知識，即生活、社會、文化、科學等方面的知識。讀者的圖式知識越豐富，他的認知、理解能力就越強，他理解新信息就越容易、越快。一位讀者離不開他所在的社會、文化，他的圖式框架必然是以他所在的社會和文化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因而他理解一部文學作品也必然以他所熟悉的社會、文化的各方面為基礎。歸化的翻譯正是將一種陌生的文化轉化為熟悉的文化。它必然有助于讀者的理解，提高讀者的閱讀速度。
　　 德國功能派翻譯理論出現(xiàn)于本世紀七十年代，其中，目的論(skopos theory)是功能派理論中最重要的理論。翻譯目的論以人類行為理論為指導，把翻譯置于人類行為理論的范疇研究。目的論論者認為翻譯是有目的和意圖，在譯者的作用下，以原文文本為基礎的跨文化的，互動的人類交際活動。其中，意圖是指翻譯活動的參與者認為或解釋為有意圖。該意圖與譯者或與翻譯活動的發(fā)起者有關，它可能與原作者的意圖相近，也可能不同。
　　 翻譯目的論有三條基本規(guī)則[6]。首要的是目的規(guī)則（skopos rule）.目的規(guī)則指翻譯應能在譯語情境和文化中，按譯語接受者期待的方式發(fā)生作用。決定翻譯過程的根本原則是整個翻譯活動的目的 （skopos）.該目的由翻譯活動的發(fā)起者向譯者提出翻譯要求，并和譯者協(xié)商決定。其次是連貫規(guī)則（coherence rule or intra-textual coherence）.它指譯文具有可讀性和可接受性，達到語際連貫，與譯語接受者的交際情境連貫一致，讓譯語接受者理解。再次是忠實規(guī)則（fidelity rule or inter-textual rule），它指譯文忠實于原文，但與原文的忠實程度和形式取決于翻譯的目的和譯者對原文的理解。
　　 《飄》是一部流行愛情小說。傅先生也是將其作為一部流行小說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的。這一點從其《譯序》中“跟情節(jié)的發(fā)展沒有多大關系……刪節(jié)”一句可看出。傅先生翻譯的目的是將這部深受外國人喜歡的愛情小說介紹給中國讀者，以供茶余飯后消遣。為了使國人愿意閱讀、接受甚至喜歡它，翻譯就不能生硬，不能使讀者感到故事和自己很遙遠、很陌生，而是應該以平實的、讀者熟悉的語言將故事講出來。同時，作為一部長篇小說，讀者最大的期望是盡好、盡快地了解故事情節(jié)，這與歸化翻譯所能提供的“準確理解”和“快速”相一致，同時也是翻譯目的的要求。
　　
　　 四、結論
　　
　　 傅譯版《飄》中的歸化翻譯在實際上證明是成功可行的，理論上也有支撐理據(jù)。在現(xiàn)在實際上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蠶食鯨吞、社會倡導文化多元化，鼓勵弘揚民族文化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在外國文學作品的漢譯中，雖然不應完全拒絕異化的翻譯方法，但應該提倡多采用歸化的翻譯方法。這樣，中華民族的文化之花才能在世界文化的花壇中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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