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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西晉初期儒學對文學的影響
論文關(guān)鍵詞：晉初;儒學;文人心態(tài);文學創(chuàng)作
論文摘要：西晉初期，儒學重新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想。儒學的積極影響和晉初的社會環(huán)境，形成了士人“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心態(tài)。這種心態(tài)反映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就是恢復了儒家傳統(tǒng)的詩教精神，繼承了“美刺”的文學觀念;在作品中，流露出積極進取的用世精神，以“兼濟天下”作為創(chuàng)作主題。
西晉是中國古代文學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關(guān)于西晉文學的成就，劉冊《文心雕龍》云:“晉室群才，稍人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衙;才褥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鐘嶸《詩品序》在描述了建安文學的“彬彬之盛”后，接著指出:“爾后凌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而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劉、鐘二人都熱情洋溢地描繪出了西晉文學的繁榮景象。
一個時代之文學，其思想內(nèi)容、形式、風格及發(fā)展變化不可避免要受到這個時代的思想意識的影響。西晉文學的發(fā)展，同西晉的思想文化環(huán)境密不可分。玄學的興盛，是西晉文化學術(shù)領(lǐng)域中最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西晉玄學崇尚清談，標榜任達，西晉士人的心態(tài)與士風的形成均與其密不可分，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亦不可忽視。由于玄學的興盛，其被視為此時期的主流思想，就連很多以儒學立身的士人都沾染了玄風的余緒，似乎儒學在西晉走向衰微。事實上，儒學在西晉衰微，只是從嚴格經(jīng)學意義的角度而言，尤其是相對于儒學在兩漢的地位而言。西晉實質(zhì)上常被以后的士人譽為儒禮之學的盛世。
晉武帝登基后多次下詔倡導儒學，“……敦喻五教，勸務(wù)農(nóng)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末，致遠必泥”《(泰始四年詔》)。他還采取擴建太學、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復興儒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皇居太常之官，以重儒學”。處于低潮的儒學在西晉之初逐漸顯露出撅而復振的局面。在西晉初期，士人尤其是那些出身寒素的士人又重新回歸“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人生軌跡，掌握儒家的禮儀知識和具備儒家倫理道德成為士人人仕的重要工具。儒學思想在普初重新上升到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地位，作為一種為皇權(quán)所推崇的思想，儒學的政治思想和處世原則不可能不對百姓產(chǎn)生影響，也不可能不對晉初士人的心態(tài)產(chǎn)生影響，并影響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
一、儒家思想有很強烈的政治追求，儒學本就是積極入世的學說�？鬃佑兄问乐�，“三月無君，則惶惶如也，出疆必載質(zhì)”《(孟子·膝文公下》)。孟子與孔子一樣，大部分時間都在尋求政治上的突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在孔孟的影響下，儒家后學都有一種自覺的政治要求，都有學而為民生政治的信念。漢武帝獨尊儒術(shù)，以官方的形式強化了儒學與政治的關(guān)系，儒學及儒學引發(fā)的自覺的政治參與意識逐漸成為一種民族性的精神存在。西晉去漢不遠，儒家士族在社會上還普遍存在，再加上統(tǒng)治者的提倡，儒學在西晉的影響力依然極大，在儒家建功立業(yè)、追求不朽的思想指導下，晉初士人亦表現(xiàn)出積極進取的意識。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為不朽。”從此，追求“不朽”成為士人們?yōu)橹畩^斗的目標，成為一種人生觀。據(jù)《晉書》記載，“預好為后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勛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現(xiàn)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為陵谷乎?，”‘杜預好為后世之名，追求不朽的心態(tài)可見一斑。而“立德”既為“太上”，唯圣人所能，一般士人莫能當之，況且西晉的政治環(huán)境亦無道德可言，所以西晉士人往往把自己的追求目標放在“立功”“立言”上，猶以“立功”為要。
西晉初期，南有東吳，北有戎狄，與晉相攻伐，統(tǒng)一大業(yè)尚未完成，士人面臨的依然是一個充滿機遇的時代，他們渴望能以自己的才華抓住機遇，建功立業(yè)，留名青史。建安時期的英雄主義精神尚未消失殆盡，對西晉士人的思想仍然有著或隱或現(xiàn)的影響，晉初士人渴望能在政治中一顯身手，這與儒家積極進取的意識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士人強烈的功名意識。左思在《詠史》(其一)中高唱:
弱冠弄柔翰，卓葷觀群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摘，羽檄飛京都。雖非甲胃士，疇昔覽《攘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曬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咸寧五年(公元279年)，晉武帝司馬炎終于下定決心征討東吳。已近而立之年的左思熱血沸騰，他決心投筆從戎，在統(tǒng)一東吳的大業(yè)中建功立業(yè)。為此，他主動請纓。在詩歌中，左思用自敘的方式塑造了一個文武兼?zhèn)涞膼蹏臼康男蜗�。他發(fā)奮攻讀，才華橫溢，當國家利益面臨威脅時，毅然投筆從戎。“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可說是詩人此時心聲的真實寫照，顯示出詩人強烈的自信心和急切的用世精神。
潘岳在《閑居賦》中亦寫道:“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圣無軌，微妙玄通者，則比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太康元年(公元2g}年)，隨著東吳的滅亡，西晉社會初步實現(xiàn)統(tǒng)一與穩(wěn)定，出現(xiàn)了短暫的太康繁榮。晉初的繁榮和統(tǒng)一之勢，刺激了士人的盛世夢想，士階層普遍表現(xiàn)出一種進取的姿態(tài)。這種態(tài)度代表了晉初士人對建立功業(yè)的希冀，他們希望能在政治上一展身手，有所作為，得到社會的承認。
晉初士人不僅追求“立功”，亦追求“立言”。杜預就自稱:“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而且他身體力行，“既立功之后，從容無事，乃耽思經(jīng)籍，為《春秋左氏經(jīng)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贊》。杜預是“立功”之后再“立言”，晉初不少士人是把“立言”作為追求“立功”的一種手段。太康時期，是魏晉之際少有的“中興之世”。短暫的統(tǒng)一局面，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帶來了短暫的經(jīng)濟繁榮。干寶《晉紀·總論》記載:當時社會上“牛馬被野，余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間不閉……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和平、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激發(fā)了文人的創(chuàng)作熱情，也給某些文人帶來幻想，認為富強的大一統(tǒng)的大漢帝國時代即將重現(xiàn)，這使他們有興趣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用自己的作品表達對升平社會的歌頌，對理想的追求，尤其一些出身寒素之士更把文學作為表現(xiàn)自己才華、以求仕進的晉身之階。史載張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侯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磋稱詠，為之延譽”。如成公綏出身寒門，無仕進之機，張華“每見其文，嘆服以為絕倫。薦之太常，征為博士”。這是典型的以文采得仕進的例子。其他如束哲、陳籌等，也是因才華知名而步入仕途，所以“立言”是晉初士人重要的人生追求，并且往往與“立功”結(jié)合在一起。
二、儒家思想在造就晉初士人“立功洲立言”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的同時，對文學創(chuàng)作亦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
(一)“美刺”詩教傳統(tǒng)的繼承
《毛詩序》中說:“先王以是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并提出“美刺”原則，這是典型的儒家詩教理論。所以清人程庭柞指出:“漢儒言詩，不過美刺兩端。”漢末建安直至正始以來，隨著儒學統(tǒng)治地位的下降，儒家詩教傳統(tǒng)也不再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唯一法則，但仍對文學有一定的影響力。
晉初文人繼承了儒家“美刺”詩教傳統(tǒng)。武帝初，提倡節(jié)儉，勵精圖治，采取了一些進步的政治措施，社會經(jīng)濟得到一定的恢復，西晉的統(tǒng)一也改變了分裂時期的凋敝景象，出現(xiàn)了短暫的太康中興局面。社會的安定與統(tǒng)一激發(fā)了文人的盛世夢想，從而為之搖旗吶喊。摯虞作《太康頌》，張載作《平吳頌》《檬祀賦》《劍閣銘》為晉室張皇聲勢。《檬祀賦》作于咸寧年間，著力鋪寫檬祀池水的壯觀，寫出了它激通渠、承長川，仰承河漢、吐納云霧的氣勢，這不僅是作家才華的展示，更表現(xiàn)了作家的社會理想。在這幅圖畫中出現(xiàn)的玉輩天子，是“一種有意味的代表與象征，因為時遨游、鏡清流、可逍遙、以忘憂，乃人人憧憬向往的美好境界。這不同于平庸的歌功頌德，乃能于恰到好處的歌功頌德之外，融人主體的理想情懷，很巧妙地表現(xiàn)出了西晉武帝之初，社會穩(wěn)定繁榮，熙然而樂的社會景象”叫。作于太康年間的《劍閣銘》，極力描述劍閣形勢的險要，總結(jié)歷史教訓，歌頌國家統(tǒng)一，為晉室張揚聲威:“世濁則逆，道清斯頓。閉由往漢，開自有晉”，“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正因為這篇銘文的主旨在于歌頌西晉王朝，所以博得武帝的青睞，遣使鐫刻于劍閣山崖。晉初還出現(xiàn)了大量應制而作的、歌功頌德的作品。傅玄曾作《晉葷舞歌五首》，其中《明君篇》一首描繪出一幅“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的朝政清明繁榮的畫面，反映了西晉王朝建立之初萬象更新、欣欣向榮的景象，表達了作者對西晉社會的理想，這也代表了大部分晉初士人的心聲。潘岳也作《藉田賦》熱情歌頌晉武帝藉田“能本而孝”的功德，贊美一個歷經(jīng)百年浩劫而建立起來的新興王朝，通篇洋溢著對這個新興王朝的信心與熱情。
在晉初短暫的繁榮穩(wěn)定的局勢下，也有不少人看出了蘊含的社會隱憂:趨利忘義、耽于逸樂、縱欲奢糜。潘尼在《安身論》中這樣描述當時的世風:
然棄本要末之徒，戀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耀穎。傾側(cè)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途之務(wù)。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jié)緩之友。黨與熾于前，榮名扇其后。握權(quán)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托勿V頸之歡，爭路則構(gòu)刻骨之隙。于是浮偽波騰，曲辯云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弩驀思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于愛惡相攻，與奪交戰(zhàn)……君子務(wù)能，小人伐枝，風頹于上，俗弊于下。
曾為“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愛財吝音，雖貴且富，然“翁摳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王戎愛財，后人或以為“戎晦默于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于是在矣”。但追求金錢卻是當時的一種社會風氣，因此成公綏寫有《錢神論》，其中寫道:“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qū)，唯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墊之士，愛我家兄，皆無能己。執(zhí)我之手，托分終始，不計優(yōu)劣，不計能否。賓客輔湊，門常如市。諺言曰:‘錢無耳，何可周使?’豈虛也哉!”世人對錢的祟拜，得到充分描述。伴隨著對金錢崇拜而來的是奢侈享樂思想的蔓延。如何曾、何韻父子，食必盡四方珍鑊;任愷“一食萬錢，猶曰無下著處”;王濟“以人乳飲豚，以求味美”;石崇、王愷爭富，更是人所周知。張華《輕薄篇》就對西晉初年王公貴族驕奢淫逸、醉生夢死的生活進行了諷諫。該詩繼承了“緣事而發(fā)”的樂府精神和漢大賦“勸百諷一”的文學傳統(tǒng)，詩歌開頭以“末世多輕薄，驕代好浮華。志意既放逸，貨財亦豐奢”總結(jié)了當時輕薄浮華的世風，繼而，作者圍繞“放逸”“浮華”鋪排開來，從衣食住行四個方面，截取宴飲、歌舞的歡宴場面展現(xiàn)貴族子弟生活的浮靡:“酣宴終日夜，明燈繼朝霞，絕纓尚不尤，安能復顧他。流連彌信宿，此歡難可過。”在對奢糜的生活場面進行淋漓盡致的描寫后，詩人感慨道:“人生若浮寄，年時忽蹬蹌。促促朝露期，榮樂邃幾何。念此腸中悲，涕下自謗沱。但畏執(zhí)法吏，禮防且切磋。”在這縱情聲色的生活背后，卻有著人生苦短、歲月易逝的悲傷，因此張華提出了“禮防且切磋”的諷諫，要用“禮防”，即以儒家倫理道德進行約束。
(二)“達則兼濟天下”的創(chuàng)作主題
積極人世與博施濟眾是儒家的主體精神，儒家士人從來都是政治舞臺上的活躍分子。傅玄、張華是西晉士人中少有的正統(tǒng)儒者。傅玄出生寒素，年少孤貧，家道中落，青年時又避難河內(nèi)，生活的窘?jīng)r可想而知，這使他對社會生活的黑暗有所揭露，對人民的苦難生活表示同情。傅玄的《苦雨》《雨詩》《炎旱》等詩描寫了自然災害給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全詩浸透著一種悲天憫人的仁者情懷。傅玄早年所作的《放歌行》就反映了魏晉之際真實而悲慘的現(xiàn)實生活，其中的“丘家如履聶，不識故與新”與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及王粟的“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一樣使人觸目驚心，既具有深刻的社會批判性，字里行間又包含著詩人對身處慘境的百姓的無限同情。傅玄還有為數(shù)眾多的反映婦女悲慘命運的作品，如《董桃行·歷九秋篇》《明月篇》《青青河邊草》，尤其是《苦相篇》描寫女子自出生到衰老的悲苦命運:“女育無欣愛，不為家所珍。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xiāng)，忽如雨絕云……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逾參辰。”幾乎寫完了身為女性的種種不幸。傅玄身為一個處于封建社會的文人士子，卻能為婦女這一弱勢群體鳴不平，表現(xiàn)出他博施濟眾、兼濟天下的仁者胸懷。
張華“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深受儒家忠孝仁義思想的熏染。從張華一生行徑看，無論在武帝朝，還是在惠帝朝，他都表現(xiàn)出積極用世的精神:武帝朝出謀劃策，力主用兵，平吳大捷，張華功不可沒;惠帝朝“盡忠匡輔，彌縫補胭，雖當閣主虐后之朝，而海內(nèi)晏然，華之功也”�？v觀張華的一生，儒家積極人世的進取精神始終是他生命的主旋律。與這種積極人世思想相一致的，是他作品中時而流露出的一腔慷慨豪邁之氣。其《壯士篇》《游俠篇》《博陵王宮俠曲二首》《勵志詩》都抒發(fā)了作者的“風云之氣”，《上已篇》中表達了一種珍惜時光、及時努力的思想。在《壯士篇》中，張華塑造了一位勇于建功立業(yè)的英雄形象:
天地相振蕩，回薄不知窮。人物察常格，有始必有終。年時俯仰過，功名宜速崇。壯士懷憤激，安能守虛沖?乘我大苑馬，撫我繁弱弓。長劍橫九野，高冠拂玄彎�？犊伤啬�，嘯托起清風。震響駭八荒，奮威哩四戎。灌鱗滄海畔，馳騁大漠中。獨步圣明世，四海稱英雄該詩繼承了建安慷慨之音，借詩中壯士形象抒發(fā)了追求功名的熱望和建功立業(yè)的豪情。
儒家思想對士人的影響是普遍性的，尤其是晉初的社會現(xiàn)實，使?jié)摬卦谑咳诵闹械挠檬浪枷胍才畈饋�。潘岳是比較典型的代表。由于潘岳晚年“望塵而拜”為人不恥，故史傳說他“性輕躁，趨勢利”，這主要是指潘岳永熙元年(公元290年)以后的表現(xiàn)。在永熙元年以前，潘岳并無太大劣跡，反而“是一位富有才華和進取精神，但因不諳沉穩(wěn)練達的處世之道而長期沉淪下僚的青年才士”潘岳在做河陽令期間，“勤于政績”;任尚書度支郎時，與摯虞反復討論古尺今用問題;還曾上《九品議》，反對“爭競”之弊。潘岳在《家風詩》《河陽縣作詩二首》《在懷縣作詩二首》中都表現(xiàn)出強烈的功名欲念。不可否認，潘岳的進取精神主要是謀求個人功名，但同時也包含著謀求王朝興盛的一面。在《河陽縣作詩二首》中詩人描寫了河陽縣的美好景色與生活:“長嘯歸東山，擁來褥時苗。幽谷茂纖葛，峻嚴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但詩人仍胸懷強烈的責任感:“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勁。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恌”，“豈敢陋微官，但恐泰所荷”，渴望作出一番成就，建功立業(yè)。性格閑靜儒雅的張載，在咸寧、太康年間，受時代精神的感召，也有過壯懷激烈、慷慨激昂的表現(xiàn)。其《榷論》開篇便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易由致之哉?”作者開門見山，提出“功”“名”二字，并冠以“天下”之飾，顯示出強烈的功名心。接著征引史事，列舉大量因遇其時而立功揚名的事例，說明一種常見的社會歷史現(xiàn)象:“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這篇政論寫于咸寧元年(公元275年)，作家出仕之前，表現(xiàn)出欲立功有為、獲得用武之地的迫切心情，這正是晉初大部分士人的政治理想。
綜上所述，儒學在西晉的地位雖不如兩漢時期那樣達到鼎盛，并受到玄學沖擊，但儒學亦受到統(tǒng)治者的正面提倡，仍占據(jù)顯要地位，并保持了儒家原有的以道自任、經(jīng)世治國的精神品格，對晉初士人和文學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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