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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世說新語》研究綜述
同古代文學的其他領域一樣，六朝志人小說代表作《世說新語》（下稱《世說》）的研究在20世紀也取得了長足進步。古人研究《世說》，多在考案史實、訓解文字、�？卑姹竞团c評注等方面著力，對《世說》的整理流布、正確理解、賞析評價以及進一步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奠定了扎實的基礎。但必須指出，缺乏系統、流于駁雜、相對陳舊等我國古代學術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于近代以前的《世說》研究中。20世紀以來，隨著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展開與深入，文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世說》研究也走上了學術健康的軌道。豐富多采的專題論文，完備詳實的箋、校、注、譯本以及系統性的研究專著相繼問世，蔚為大觀，成果卓著。20世紀的《世說》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前五十年（清末至1949年）和后五十年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研究重在注釋、�？�、考證，同時也出現了較有系統的專題論文，為后來的研究鋪平了道路；第二階段則在前五十年的基礎上，進行多角度、多層面、成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
前五十年的《世說》研究，明顯地表現為從傳統向現代的過渡態(tài)勢，在研究的視角與具體方法上呈現出新學對舊學的繼承、發(fā)展和揚棄的清晰脈絡。如果說，劉盼遂《世說新語校箋》（1928年）、李審言《世說箋釋》（1939年）、沈劍知《世說新語校箋》（1944年）、程炎震《世說新語箋證》（1942、1943年）等著述是以舊學為背景、注重實證、嚴于考校的披沙簡金之著述，那么，一批視野開放、角度新穎、大開大闔的專題論文的涌現，則是這一時期《世說》研究的一道悅目的風景。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 1940年）、 馮友蘭《論風流》（1944年）、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1945年）、賀昌群《世說札記（麈尾考）》（1947年）以及許世英、趙罔、紀庸、朱建新等人的文章從各自感興趣的角度入手，探幽發(fā)微，各開生面，使《世說》研究第一次呈現出多元、立體、現代的發(fā)展態(tài)勢。
此外，魯迅《小說史略》（1923年）和《中國小說的的變遷》（1924年）二著，給《世說》做了文學史特別是小說史的定位，后來的研究，無不循此路徑。作為演講稿，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以《世說》為藍本，對魏晉歷史及人文諸狀況多有闡發(fā)，時見精義，也為《世說》研究做出了貢獻。
總的說來，前五十年的《世說》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四十年代；從成果上看，校注與專題論文齊頭并進，各擅勝場；并且，出現了劉盼遂、李審言、魯迅、陳寅恪等一批對《世說》研究有突出貢獻的學者；可以說，這五十年，是《世說》研究的興盛期。
比之前五十年，后五十年《世說》研究的突出印象是：專題論文的豐富多采，校、箋、注、譯的集大成，研究著作的相繼問世。但是，由于因素的和制約，80年代以前三十年的《世說》研究，與世紀末的近二十年相比，顯得沉寂、低迷，成果不多。這一時期的論文主要有：陳寅恪《書世說新語文學篇“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1956年）；許震堮《“世說”里的晉宋口語》（1957年）；劉葉秋《試論〈世說新語〉》（1957年）；王佩諍《世說新語校釋掇瑣》（1957年）；易藝五、乃正、陳直等人也有專文發(fā)表；此外，王利器《世說新語�？庇洝罚�1956年）也是這一時期《世說》研究的一個重要成果。這三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50年代，特別是1956、1957兩年，此后長達二十年間，《世說》研究滑入低谷。
“新時期”以來的二十年，《世說》研究迎來了它的“復興”，各種論文、注本和研究著作層出不窮，盡態(tài)極妍。在眾多的論文中，對以下幾個的探討尤為引人注目：（一）《世說》作者及書名問題；（二）《世說》版本及注釋問題；（三）《世說》性質及思想傾向問題；（四）魏晉清談研究；（五）《世說》特色及美學價值的研究；等等。這些熱點的形成，是潮流與學術自身發(fā)展的結果。劉兆云、侯忠義、鄭學韜、寧稼雨、江興祐等人對《世說》成書、性質及其思想傾向的爭鳴；蕭艾、徐傳武等人對劉注的考察；以孔繁、葉柏樹、周舸岷、信應舉為代表的清談研究；以及郭豫適、吳代芳、錢南秀、馬寶豐、郭孝儒、張永昊、范子燁等人從文藝學、美學諸角度進行的探討，均能自出手眼，從而把以上熱點問題引向深化。此外，朱一玄《朱鑄禹先生〈世說新語匯集注〉序》和羅國威《〈世說新語詞典〉序》也是兩篇頗見功力的概述性論文。
1949年以來的五十年，各種《世說》版本不斷出現。影印本有：王利器斷句、校訂的影宋本《世說新語》（1956 年文學古籍刊行社）；1962年中華書局影宋本；王先謙思賢講舍本三卷（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９{注本有：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1983年中華書局）；許震諤《世說新語校箋》（1984年中華書局）；張*[扌 為]之、劉德重《世說新語選注》（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毓芙《世說新語新注》（1989年山東出版社）等等。其中，經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的余氏箋疏，是數十年苦心經營的集大成之作，匯聚近世諸家成果，�？�、考證、辨?zhèn)巍⒃鲅a之外，兼有按語評論，精義紛呈，極具學術價值。徐校重在疏通義理、訓解文字，書后附錄《世說新語詞語簡釋》，有較高的認知價值。此外，還有許多注譯本，如許紹早主編的《世說新語譯注》（1989年吉林教育出版社）， 柳士鎮(zhèn)《世說新語選譯》（1990年巴蜀書社），張*[扌 為]之《世說新語譯注》（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張萬起、劉尚慈《世說新語譯注》（1998年中華書局）等等。這些注譯本雖旨在普及，對《世說》的流布和研究的繁榮，亦有贊助之功。
與論文、注本并行不悖，研究著作也開始出現（這是前五十年闕如的），且主要集中在90年代。蕭艾的《〈世說〉探幽》（1992年湖南出版社），王能憲的《世說新語研究》（1992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吳金華《世說新語考釋》（199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張叔寧《世說新語整體研究》（1994年南京出版社），寧稼雨《〈世說新語〉與中古文化》（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張振德等合著《〈世說新語〉語言研究》（1995年巴蜀書社），蔣凡《世說新語研究》（1998年學林出版社），范子燁《世說新語研究》（1998年黑龍江教育出版社）等專著，或從宏觀把握，或從微觀透視，對《世說》進行整體或局部的觀照與考察，均能疊床架屋，自成體系；王能憲、范子燁對《世說》源流的考辨，蔣凡、寧稼雨的發(fā)散式研究，都是頗有成效的。此外，張永言主編的《世說新語辭典》（1992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張萬起編《世說新語詞典》（1993年商務印書館）以及許威漢、柳士鎮(zhèn)等人的語言文字研究和整理，也是對《世說》研究的不同程度的突破。
臺港地區(qū)的《世說》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績。楊勇的《世說新語校箋》（1969年臺北宏業(yè)書局）、正言書局編輯部的《音注世說新語新譯》、 王叔岷《世說新語補證》、 詹秀惠《世說新語語法研究》（1973年臺灣學生書局）以及梅家玲的敘事藝術研究等著述，與祖國大陸的成果交相輝映，共同構成了后五十年《世說》研究的繁榮圖景。
以上是對20世紀《世說》研究的概述。下面從以下幾方面分別作簡要介紹。
一、關于《世說》作者及書名
《世說》作者，向來都寫作南朝宋劉義慶。但在20世紀卻成為爭論的焦點。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認為，《世說》“乃纂緝舊聞，非由自造”，因為“《宋書》言義慶才詞不多，而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則諸書或成于眾手，未可知也”，提出了《世說》乃集體編撰之說。然而這些參與編撰的“文學之士”究竟謂誰？魯迅未及明說。后來學者大多認同此觀點，并據《宋書·臨川烈武王道規(guī)傳》所載，不費吹灰之力即“考證”出參與《世說》編撰的就是袁淑、陸展、何長瑜、鮑照等人，長期以來，幾同定論。然而今人王能憲卻在他的專著《世說新語研究》中力排眾議，對《世說》編撰者進行了言之有據且成理的考辨。通過“對劉義慶的考察”，證明“才詞雖不多，然足為宗室之表”的劉義慶，“無論是才情能力，還是時間精力，乃至品性興趣以及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等，都有可能親自編撰《世說新語》”。通過“對招聚文士的考察”，以確鑿事實逐一排除上述四人參與編撰《世說》的可能性。又通過“對《世說》本身的考察”，指出《世說》“有大體一致的語言風格”，“難以找到什么有力的內證，來證明此書是眾手所編而成的”。最后得出結論：“《世說》歷來著錄為臨川王義慶所撰，我們應當尊重歷史的記載。”與王能憲之說針鋒相對，青年學者范子燁在他的新著中，通過對臨川劉義慶周圍文士文風的考辨，重新對《世說》“成于眾手”說進行了論證，見解亦頗獨到。
《世說》書名歷來是一個莫衷一是的話題。《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作《世說》。唐寫本殘卷末尾，則寫作《世說新書》。自宋紹興八年董弅刊本起又改為《世說新語》。對于這三種書名，大致有兩種意見，一種認《四庫全書總目》為代表，認為“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不知何人改為《新語》，蓋近世所傳。然相沿已久，不能復證矣”。另一種以清沈濤為代表，認為此書本名《世說》，“《新書》、《新語》皆后起之名”。20世紀以來，學者們大多同意《世說》書名“肇于劉向”，但在究竟先為二字還是四字上，依舊各執(zhí)己見�！端膸炜偰俊酚绊憦V大，魯迅、余嘉錫諸家皆從之，當代如朱一玄、劉葉秋、王能憲等大多數學者贊同是說。另有一些學者如劉兆云、蕭艾等則贊同沈濤的觀點，認為“今本中所附宋、齊間人敬胤注及糾謬和劉孝標注文中提到原文書名時也都一概稱為《世說》，絕無在二字后再加‘新書’、‘新語’字樣者，故可肯定，劉義慶原書名就叫《世說》”。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拿出了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他認為，“劉向《世說》雖亡，疑其體例亦如《新序》、《說苑》，上述春秋，下紀秦漢。義慶即用其體，托始漢初，以與向書相續(xù)，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說新書》，以別于向之《世說》。其《隋志》以下但題《世說》者，省文耳。猶之《孫卿新書》，《漢志》但題《孫卿子》；《賈誼新書》，《漢志》但題《賈誼》，《隋志》但題《賈子》也”。至于《新語》之名，朱一玄根據宋汪藻《世說敘錄》在《世說新語》書名下注語斷定，“此書改名為《新語》的時間，至遲也應當是北宋初期了”。顯然，這是較為可信的觀點。
二、關于《世說》性質及其思想傾向
自《世說》問世以來，以“清淡之書”命之者甚多。清永瑢等著《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認為《世說》“敘述名雋，為清言之淵藪”。復旦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中華書局1958年版）認為：“清談小說中，最具有代表性，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敝袊何膶W研究所《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認為劉義慶“以士族階層和清談家的觀點”，把“文人名士的言行風貌”分別列入三十六個篇目中。朱東潤編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認為：“由于作者用清談家的觀點來品評人物，所以書中存在著一些消極因素�！敝芤涣肌丁词勒f新語〉和作者劉義慶身世的考察》一文也認為：“我們不妨把劉義慶的《世說》稱作‘清談之書’”，等等。港臺的一些學者亦傾向于以“清言小說”目之。與此相對，還有人認為《世說》是史料價值較高的“軼事小說”。
新時期以來，針對《世說》性質問題學術界展開了討論，并由此而引發(fā)了對《世說》思想傾向的深入探討。大部分學者都認為：《世說》固為“賞心而作”，有“遠實用而近娛樂”的特點，但用“清談之書”概括其思想，顯然是見木不見林的偏頗之論。侯忠義《〈世說新語〉思想藝術論》一文認為：“劉義慶不僅是一個貴族，而且還是一個清談家、佛教徒。他一方面宣揚名教，鼓吹封建道德，夸耀士大夫門閥的高貴和生活的豪華，欣賞名士風流；另一方面對所謂魏晉風度也有不滿和批評。”由作者出身與思想的雙重性和矛盾性進一步窺見《世說》思想傾向的復雜性，即既有“遠實用”的一面，又有“實用”的一面，這無疑是有道理的；但對這種復雜性的概括尚不夠明確，對儒、道兩種思想傾向何者居主導地位語焉不詳，而且，視劉義慶為“清談家”也是容易引起爭議的。與之相比，鄭學韜、江興祐等人的觀點則較為嚴密。鄭學韜認為：《世說》把“在政治上拍馬屁維護綱常名教放在第一位；而思想則取道家崇尚之說，沖破了東漢讖緯之說的迷霧和東晉以迄劉宋彌漫于士族社會的宗教氣氛�？偟恼f來，《世說》的思想是儒道雜糅的”（《〈世說新語〉的思想傾向及成書年代》）。江興祐在《〈世說新語〉對人的審視及其依據》一文中也指出，把《世說》看作“清談之書”和把劉義慶看作“清談家”“是與實際情況相悖的”；劉義慶的思想“最終沒有越出儒家的范疇”。這就把對《世說》思想傾向問題的討論又深入了一層。
事實上，對《世說》性質及思想傾向的認識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對其作文體學上的定位則必須客觀、科學地對待，“直觀印象”式的定義是不可取的�！扒逖孕≌f”也好，“軼事小說”也好，事實上都只是道出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在這一點上，魯迅的“志人小說”概念無疑是更為準確、科學的概括。因為“言”和“事”皆離不開“人”，而“人”才是《世說》這部書的審視對象。江興祐認為：《世說》“作者的著眼點放在對這些人物言行的審視上”。這是頗有見地的。此外，寧稼雨在《〈世說新語〉是志人小說觀念成就的標志》一文中，從文學史的角度，剖析了《世說》“從諸子、史傳、志怪中解放出來”的演變過程，進一步明確了《世說》“以人為中心”的志人特質，最終得出《世說》是“志人小說觀念成熟的標志”的結論。
綜上所述，圍繞《世說》思想傾向的討論對于我們進一步認識《世說》的文本價值和歷史地位，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三、以《世說》為中心的清談
《世說》雖則不是寫清談之書，但卻是我們了解魏晉清談風貌的碩果僅存的獨特文本，清永瑢稱之為“清言淵藪”并不過分。千百年來，將五胡之亂、晉祚不競歸罪清談的說法幾成定論。于是，何晏、王弼之徒長久被釘在的恥辱柱上。降及清代，始有錢大昕、朱彝尊等學者撰文為何、王翻案，贊其“始暢以義理”之功。但從及思想史的高度重新認識魏晉清談家們還是20世紀以后的事。30年代，容肇祖《魏晉的主義》一書較為系統地評價了何、王、阮、嵇、向、郭等魏晉清談家的思想，從而亦間接地肯定了清談的積極的一面。40年代，陳寅恪發(fā)表了著名論文《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前半部分對清談作了鞭辟入理的辨析，指出：“當魏末西晉即清談之前期，其清談乃當日上之家實際，與其時士大夫之出處進退至有關系，蓋藉此以表示本人態(tài)度及辯護自身立場者，非若東晉一朝即清談后期，清談只為口中或紙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實際性質，僅作名士身份之裝飾品者也�！卑亚逭劮譃榍啊⒑髢善冢餮云渑c名教國家之利害關系，乃陳氏沉潛歷史深處之精深創(chuàng)見，也為清談研究披荊斬棘，自開一途。1949年后，一度對清談的認識較為保守，也是“階級”式的。徐震堮在《世說新語校箋》前言中認為，清談“實際上不過是一服精神上的麻醉劑，是一個面臨著死亡的階層，在找不到出路的時候的一種自我安慰”。這種評價固然占理，卻并不全面，當然也就不夠客觀�？追薄稄摹词勒f新語〉看清談》一文認為：“清談主要是剖玄析微，闡揚老、莊義理，在我國哲學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和�！薄扒逭動幸嬗谙羰孔甯骷瘓F間的激烈斗爭，于動亂之中求得相對安定，有益于各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融合以及江南地區(qū)的開發(fā)，是有積極作用的�！笔Y凡《世說新語研究》專列一章論清談，以更具性的眼光指出：“玄理清談對于傳統思維的，特別是對于思辨，曾起了推動進步的積極作用�！薄拔簳x清談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它沖擊傳統儒家經學，是一次思想的解放”，于此，我們可以窺見20世紀人們對魏晉清談的認識不斷深入的清晰脈絡。
此外，葉柏樹、周舸岷、信應舉等學者也都撰文論述魏晉清談的風貌及影響，豐富了20世紀以《世說》為中心的清談研究。
四、對《世說》文學、美學成就的探討
前人論《世說》的成就，大多出自觀感，三言兩語的批注評點雖每中肯，但畢竟失之零碎，缺乏系統。對《世說》所見的記言記行之妙、文采風流之美的系統闡發(fā)，還是20世紀以后才出現并發(fā)展起來的。
關于《世說》的文學成就，魯迅的“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見《中國小說史略》）一句可謂最簡潔、準確的概括。以此為肇端，后繼學者對《世說》藝術特點、文學特征的探討蔚成風氣。新時期以來，一批學者致力于此，多有發(fā)明。吳代芳、馬寶豐、郭孝儒、郭豫適、周舸岷、侯忠義、牟世金、范子燁、錢南秀、王能憲諸人，或概述，或分析，或綜觀全局，或攻擊一點，對《世說》的語言藝術和志人之法進行了多層面、多向度的立體式的探討。這種深入文本內部的觀照與透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古人的不足，在整體上顯示了現代學人的眼光與器度。
20世紀40年代，宗白華發(fā)表了《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一文，第一次較為全面地論述了《世說》和魏晉風度的美學價值。他認為魏晉六朝“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皶x人的美”是自然美與人格美交相輝映的美，“美在神韻”。循此路徑，當代學者多有補充和申發(fā)。錢南秀、張永昊、裴彥貴、熊國華、程章燦、董晉騫等分別從“審美觀”、“語言美”、“美學理想”、“美學新風”、“人物美思想”諸方面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人格化的自然美”與“自然化的人格美”這種晉人特殊的審美觀上達成了共識。
總之，在對《世說》的文學特征及美學價值的探討與研究上，共鳴大于爭鳴，基本上呈現出一種循序漸進、穩(wěn)步發(fā)展的態(tài)勢。
此外，《世說》對研究我國中古時代語言現象的價值，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徐震堮、許威漢、侯蘭生、柳士鎮(zhèn)等皆撰有專文，限于篇幅，不贅。
綜觀1949年以來的研究，無論在研究的視野上，還是具體的方法上，都有新的拓展，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當然，問題也不是沒有。譬如，重視《世說》與、政治、歷史、道德等“外部關系”的研究，固然是應該的，但對《世說》文本自身的形式問題（如文體、敘事、藝術、審美特質）或曰“內部關系”的研究，還很不夠；一部分研究尚且停留在“階級分析”的舊視角上，對《世說》人物的理解和闡述，未能真正超越陳寅恪、宗白華、魯迅等前輩學者；同時，還出現了一些重復前人觀點（甚至將錯就錯）或者觀點根本站不住腳的論文，這種浮躁的學風，是應該以俟將來矯正的。
從總體上說，20世紀的《世說》研究，成就超過了古代，這是與這個世紀，東、西方文化互滲、共振的大環(huán)境分不開的。展望21世紀，面臨日益開放的國內、國際環(huán)境，《世說》研究必將日益“世界化”。，日本、美國、韓國、法國、港、臺等國家和地區(qū)的《世說》研究，方興未艾，前景看好。下個世紀的《世說》研究，在放眼環(huán)宇、博納眾長的基礎上，定會異彩紛呈，風光無限，這是可以預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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