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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政治化下的職業(yè)技能相關論文
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應該是“政道”與“治道”的結合。所謂“政道”,是指一個國家的治國理念、發(fā)展戰(zhàn)略和價值信仰,即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系統(tǒng)。
意識形態(tài)可以是由政治精英所操控的,關于政治生活的人工造就的神話,也可能是現實的民意和公共利益的價值渴望與訴求。但最為常見的是二者的混合體,即一種既反映政權或國家的價值觀,又包含民眾的意愿和渴望、支持與贊同的觀念系統(tǒng)。
所謂“治道”,是指國家與社會在具體微觀層面的運行機制和行為準則。與宏觀的、國家層面的“政道”有所不同,“治道”規(guī)范的是個體在社會生活中的具體行為,它以規(guī)章、制度、法規(guī)甚至非條文化的形式指導人們的行動,規(guī)范著人們的具體行為并為這些具體行為提供價值歸宿和評價準則。職業(yè)技能及其評估體系顯然屬于“治道”的范疇,它為每個社會個體在其具體且特殊的職業(yè)范圍內的行動,提供規(guī)范和指導。
“政道”與“治道”始終處于某種隱匿的聯(lián)盟之中。現代社會,按照馬克思?韋伯所說,其組織形式越來越趨向官僚制,這種體制雖然如同一只“鐵籠”,限制了人們的自由和主體性。但是,正如從中世紀以來,所謂的邁向資本主義的進步是經濟現代化唯一的尺度一樣,邁向官僚體制的國家現代化也同樣遵從于這一進步尺度。
事實上,與政治上的這種官僚制――精確、有紀律、嚴肅緊張、強調效率――相同步,在社會的經濟生產層面,同樣要求一種既有效又有序的生產制度,在這個制度的框架下,高素質、技能嫻熟的工人成為現代社會的一種必然要求。
這種要求,從表面上看具有某種“去政治性”,即它不考慮工人自身的政治訴求,純粹從技術的層面對工人的勞動進行評估,并且根據這種評估的結果對工人的勞動進行報償。
自由之境
然而,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本主義不僅需要進行源源不斷的物質生產,同時也要再生產出保障這種物質生產得以進行的生產關系。有某種意義上,現代國家所進行的職業(yè)技能培訓――德國的“雙元制”、美國的“市場化”、日本的“企業(yè)培訓”――都可以被視為一種特殊的生產。這種生產的產品是高技能的工人,而這些工人本身即是當下生產關系得以維系的重要支撐,這其實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即在表面上擱置了政治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爭論,具有某種“技術中立”的性質,但在實際上卻完成了對于國家經濟關系和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從而保障了現有經濟制度的順利運轉。
職業(yè)技能最大的意識形態(tài)功效,就在于為個人的具體存在確定了價值標尺,這種價值標尺具有“去政治化”的中立外表。但在事實上,它卻是國家戰(zhàn)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具有經濟方面的意義,同時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當代的工人,更加關注的是技術和因技術而帶來的個體經濟境遇的改變,而較少思考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政治吁求。在這里,政治以一種逃離的方式攫取了人,“去政治化的政治”以一種不留痕跡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個人的存在感和社會價值的建立,不再依靠意識形態(tài)上的政治正確而得以確立。能夠體現個人價值的東西,恰恰表現在個體獨特的職業(yè)分工上,人們在自己所從事的職業(yè)中找到與眾不同的人生的價值與意義,而這本身恰恰就是民眾對于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最大的認同。
當然,職業(yè)技能能給人帶來滿足與自尊,便如《莊子?養(yǎng)生主》所描繪的,一個廚師在解剖牛的過程中能夠游刃有余,并使動作合于《桑林》之舞,《經首》之會,這亦不失為一種通達自由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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