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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建構主義語文課程與教學理論研究
論文摘 要：建構主義已成為我國新課程改革的哲學思想基礎。在此背景下，傳統(tǒng)的語文課程與教學理論越來越具有反思與重建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本文以建構主義理論為哲學依據(jù)及指導，擬對語文課程與教學理論進行較為系統(tǒng)的整理研究。
建構主義作為一種思潮與觀念，發(fā)展到今日已經(jīng)變成一套融合神經(jīng)生理學、心理學、哲學、社會學、語言學、人類學以及教育學等相關學科的思潮，它深深地影響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建構主義對教育產生的深遠的影響，使其成為面向21世紀科學教育改革的主流理論。
近二十年來，教學所依賴的認識論基礎經(jīng)歷了一個從行為主義到建構主義的發(fā)展過程，世界上許多發(fā)達國家在社會學科的教學中，更多地傾向于建構主義的理論與方法。知識觀影響著人們對教學的根本看法，美國建構主義理論的倡導者杰夫里·舒爾曼指出，建構主義是關于知識本質的一系列相關的理論，這些理論的共同點是，知識是由人創(chuàng)造的并受他們的價值觀和文化的影響。而行為主義認為，知識存在并獨立于人們之外，因此，教學活動的主要目的是向學生灌輸前人所建立起來的知識技能體系，由此便發(fā)展為一種可測量可控制的線型封閉的課程。建構主義認為，社會學科教學旨在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看待問題并在學科領域內外鑒別多種觀點，使其形成對社會學科問題及其發(fā)生、發(fā)展過程的深入理解和樹立堅定不移的信仰，當學生對其掌握的有待評論的事實形成自己的解釋時，知識便形成了。
本文以建構主義理論為哲學依據(jù)及指導，擬對語文課程與教學理論進行較為系統(tǒng)的整理研究。
一、建構主義語文教學與課程性質分析
建構主義知識觀，在質疑與否定了現(xiàn)代知識型的客觀性、普遍性與中立性后，提出了“從客觀性到文化性、從普遍性到境域性、從中立性到價值性”［1］的轉型，從而為語文知識的性質提供了建構主義的理論視角。
建構主義知識觀認為，知識并不是一勞永逸、永遠不變的，知識也并不是對現(xiàn)實的正確表征，不是精確地概括世界的法則，它只是一種解釋、假設，會隨著人類的進步而不斷被“革命”掉，隨之出現(xiàn)新的假設。［2］在具體問題中，我們需要結合具體情境對原有的知識進行再加工、再創(chuàng)造。因而課本知識只是一種關于各種現(xiàn)象的較為可靠的更為可能的假設，而不是絕對正確的最終答案，在不同的情況下有其特異性，所以掌握知識并不意味著掌握了規(guī)律，而且課本知識只能說是一些信息和符號，只有通過個體的主動建構，才能變成認知結構中的知識。知識不可能以實體的形式存在于具體個體之外，盡管語言符號賦予了知識一定的外在形式。學習者對這些知識的理解只能基于自己的經(jīng)驗背景來建構，所以獲得的理解不一定一致。心理學家維特羅克的生成學習模式較好地說明了這種建構過程。他認為，在學習過程中，人腦并不是被動地學習和記錄輸入的信息，而是主動地對信息進行建構。學習者以長時記憶的內容和傾向為依據(jù)，對信息進行主動選擇，并進行推斷，學習者總是結合已有的經(jīng)驗對事物意義進行理解，需要借助于貯存于長時記憶中的事件和信息加工策略。
所以建構主義語文教學不僅存在著教學與教學對象即知識的關系，還存在著教與學即師生的關系。師與生并不是“主體－客體”關系，而是“主體－主體”關系，這種“主體－主體”關系不構成認識關系，而構成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建構主義認為，一個人的心理是在環(huán)境與教育的影響下，在低級心理機能的基礎上，逐漸向高級心理功能轉化的過程從這一原理出發(fā)，“維果茨基給教學下定義，他說：‘兒童的教學可以定義為人為的發(fā)展’。兒童通過活動和交往掌握‘精神生產的手段’可以稱為廣義的教學，然而廣義的教學帶有自發(fā)性質，狹義的教學是有目的、有計劃地進行的，維果茨基說：‘作為交際和它的最系統(tǒng)化的形式便是教學。’因此教學創(chuàng)造著兒童的發(fā)展。”［3］建構主義的課程觀強調用情節(jié)真實復雜的故事呈現(xiàn)問題，營造問題解決的環(huán)境，以幫助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活化知識，變事實性知識為解決問題的工具。它主張用產生于真實背景中的問題啟動學生的思維，由此支撐并鼓勵學生解決問題的學習、基于案例的學習、拓展性的學習與基于項目的學習，并以此方式參與課程的設計和編制。因此，語文教學活動即為師與生之間的語文交往實踐活動。語文課程是學習者通過語文活動實現(xiàn)人的生成的行為，是以言語為對象的人性的智慧教育，即言語智慧教育。
二、建構主義語文課程與教學目標研究
“建構主義學習觀強調知識是學習者基于個體體驗活動的產物，是在不斷變化的社會情境之中形成的。因此學習者是‘活動探究者’、‘意義和知識的建構者’。”［4］石中英也認為：“在知識與認識對象的關系上，知識并不是對認識對象的鏡式反映。它是由認識者的認識能力、興趣乃至利益所選擇和建構的結果。敲開了認識者的認識能力、興趣或利益，就沒有認識對象的出現(xiàn)或顯現(xiàn)。”［5］這一觀點明確地指出了建構主義觀念下知識的主動建構特點。在個體進行經(jīng)驗建構的過程中，個體的圖式會隨著不斷擴展的經(jīng)驗而不斷進化，所有的知識都是在這種個體與經(jīng)驗世界的對話過程中建構起來的，而這是以個體認知過程為基礎的。建構主義認為，學習者并不是空著腦袋走進教室的，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在以前的學習中已經(jīng)形成了豐富的經(jīng)驗，他們對任何事物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而且，有些問題即使他們還沒有接觸過，沒有現(xiàn)成的經(jīng)驗，但當問題一旦出現(xiàn)在面前時，他們往往也可以基于相關的經(jīng)驗，依靠他們的認知能力，以自己的方式建構對當前事物的理解，因而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存在惟一的標準的解釋。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學習者的合作而使得學生對事物的理解更加豐富和全面。
首先，建構主義不認為知識是絕對的，是先于我們的認識客觀存在的。其次，建構主義強調學習是建構意義的過程，離開了個體的主動建構，學習毫無意義可言。“知識”是不能通過教師“導向”學生的，知識是學習者個體內部通過新舊經(jīng)驗的作用建構而成的。
康德強調認知者在知識論中的主體地位，強調認知主體心靈的主動建構作用�？档陆沂救魏握J識都只能是人的認識，也就是人在自身的局限性中認識，人有多大的認識能力，就有多大范圍內的認識對象與之相應。他認為，主體不能直接通向外部世界，而只能通過利用內部構建的基本的認知原則(“范疇”)去組織經(jīng)驗，從而發(fā)展知識。“康德的‘哥白尼式的哲學革命’集中地體現(xiàn)了主體能動性思想，是哥白尼的日心說啟發(fā)康德確立了‘對象必須與認識符合’的根本原則，創(chuàng)建了以主體能動性為中心的批判哲學。就像當初哥白尼的‘日心說’起初也是作為假設被提出來的�？档伦鳛榧僭O的先驗對象構造理論是這樣的：人類的理性具有一些先天的認識形式，人們在認識過程中，就是用這些先天的認識形式去接受和整理感性材料，把那些天然屬于人類理性的規(guī)律賦予感性材料，使那些本來只是無規(guī)律的、偶然的和主觀心理上的材料構建成一個具有普遍必然性而存在的經(jīng)驗對象世界，即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自然界。因此康德哲學的價值在于全面提出主體性問題以及他對主體性的主觀結構方面的分析。”［6］康德哲學將現(xiàn)象界定為一體界，限定了知識范圍，為人的主體性宏揚與自由本質的揭示留下了廣闊的余地。而其統(tǒng)一性的理論，則說明一個真正的人或者人的主體性在于人是一個包括美和統(tǒng)率各種自然科學知識的自由的最高統(tǒng)一體。
建構主義的知識觀確立了認識主體的知識建構理念，提升了學習者在語文學習中的地位與主動性，強調了知識建構的境域性，為語文教學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建構主義知識觀把人作為語文教學的主體，把學生、教師、課程專家、家長尤其是學習者作為是語文教學資源的開發(fā)者、實施者和評價者，把語文教學和學習者的“生活經(jīng)驗”聯(lián)系起來，不僅以他們的“前生活經(jīng)驗”作為語文教學的基礎，同時把他們當下的現(xiàn)實生活的體悟過程看作是語文教學的實施過程，以在具體的境域中完成知識的具體化建構。學習者在語文教學中的主體地位的確立，意味著語文教育是著眼于人的語文素養(yǎng)的提升、人的全面發(fā)展。學習者是生存于具體環(huán)境下的充滿感性特征、情感豐富的實實在在的個人，因此應把人的價值的提升、個性的發(fā)展作為語文教學的出發(fā)點和歸宿。
語感能力表現(xiàn)為語文活動主體在多大程度上能把言語納入到自己的心理圖式結構中，而語感能力的培養(yǎng)決定于語文學習者在多大程度上超出言語主體的圖式結構的接受范圍，使語文活動主體完成言語的建構與超越。因此，語文課程與教學的目的是培養(yǎng)學生的語文能力。語文能力的核心要素是語感，因此語感教學就成為語文課程與教學的核心目的。語文課程與教學的內容研究——傳統(tǒng)語文課程與教學重視義理及知識內容的教學，忽略語文課程與教學和現(xiàn)實生活的緊密聯(lián)系及對學生素質的培養(yǎng)。依據(jù)建構主義理論，當今語文課程與教學改革的核心應是語文課程與教學內容的拓寬，根據(jù)語文課程與教學內容的組成要素——語文活動主體、語文活動環(huán)境、語文活動作品，設計建構主義觀念下的語文課程與教學內容：語意教學、語境教學、語體教學。
三、語文課程與教學的行動研究
建構主義認為知識建構是一種社會建構，知識建構過程應該是一種群體活動，學校即為學習共同體，教學過程中鼓勵學習者之間的合作、協(xié)商。建構主義知識觀認為經(jīng)驗是有機體與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杜威把它稱為“交互作用”（transaction）。“社會不僅通過交往、通過溝通繼續(xù)生存，而且簡直可以說，社會在交往中、在溝通中生存。在‘共同的’（Common）、‘共同體’（Community）、‘交往’（Communication）這些詞之間不僅有字面上的聯(lián)系。人們因為有共同的東西而生活在一個共同體內；而交往乃是他們達到占有共同的東西的方式。為了形成一個共同體或社會，他們必須共同具備的東西是目的、信仰、期望、知識——一種共同的理解——即社會學家所說的‘志趣相投’。這些東西不能像磚塊那樣，從一個人傳遞給另一個人；也不能像人們用切成小塊分享一個餡餅的辦法給人分享。保證人們參與共同理解的交往，可以促成相同的情感和理智傾向——對期望和要求做出反應的相同的方法。”［7］
在語文教學中，合作學習、對話交流是一種行進的教學理念。學生在小組或團隊中為了完成共同的任務，在明確責任分工的同時加強互助性學習，以做到在意識到“我”的同時，也意識到“你”的存在。依照建構主義中知識的建構性和社會性觀點來看，開展語文綜合性學習、課外活動、研究性學習就顯得極為重要。在“學習者共同體”中，學習者要協(xié)商與合作，尤其在語文閱讀教學中，根據(jù)維果茨基“最近發(fā)展區(qū)”理論，每個共同體、共同體中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最近發(fā)展區(qū)”，它們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而且，學生的“最近發(fā)展區(qū)”滿足后，就要建立新的“發(fā)展區(qū)”。這種迂回交錯的發(fā)展中的合作，能夠使學生在他們的智能所能達到的“最近發(fā)展區(qū)”中達成共同的理解。
四、語文課程與教學的評價研究——“以學為主”教學評價
建構主義重視學生認知建構的個體差異及對多樣人的發(fā)展類型評價，即應構建以“自主、合作、探究”為特征的開放式語文課程與教學質性評價體系。質性評價，“其優(yōu)點是：第一，著眼于學生的整體發(fā)展，兼顧認知、情意、技能的整體的學習評價；第二，適應學生的個別肯定個人的努力進步與整體成就，呈現(xiàn)個別化的學習進程；第三，師生共同參與評價內容的設計、作品選擇標準及檔案評價標準，激發(fā)學生自我反思、自我督導、自我評價的主動學習的潛能；第四，建立相關資源庫，達成資源共享的目的，提升學生溝通、合作、表達及組織能力。檔案袋評價有可能使教學真正成為一種激蕩師生智慧的藝術，是我們的新課程所需要的。”［8］注重從學生的“參與狀態(tài)”、“交往狀態(tài)”、“思維狀態(tài)”和“語文素養(yǎng)的達成狀態(tài)”，從這四方面評價學生的語文學習狀況。
建構主義知識觀強調知識的文化性、境域性和價值性，語文教學不能把知識作為預先決定了的東西教給學生，而應該重視探索知識的“過程”。目前的語文教學就必須實現(xiàn)由重“結果”向重“過程”的轉移，要重視引導學生對知識形成過程的認識和理解�？茖W知識型的量化評價顯然已經(jīng)不適應建構主義的語文教學活動，而質性評價則為建構主義語文教學提供了相應的評價方法。評價是依據(jù)一定的標準和相應的方式方法對對象進行價值判斷的活動。“標準”是理念即價值觀的集中體現(xiàn)，方式方法由“標準”的內容決定，直接關系到執(zhí)行“標準”的質量。評價的目標是要有效地促進學生的發(fā)展，所以它的直接目的應該是通過檢驗改進教與學，改進課程設計，而不僅僅是考察學生學習達到目標的程度，更不能過分強調評價的甄別和選拔功能。因此，建構主義知識觀下新的語文評價即過程評價，重視定性評價即質性評價，它要求實施語文評價應注意評價主體多元性，即教師評價、學生自我評價、同學互評和家長參與相結合，尊重學生的個體差異，評價學生語文學習成績狀況應該依據(jù)過程記載和考試結果作客觀描述，還要在描述的基礎上提出進一步學習的建議，對學生的評價語言應以激勵、表揚、認同、理解等積極評價為主，真正體現(xiàn)與反映建構主義的教育與教學理念。
總之，建構主義為語文教學提供了良好的理念，也為語文教改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提出了方式，并將引領語文教學改革走向深入。
注釋：
[1][5][7]石中英：《知識轉型與教育改革》，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155頁，第82頁，第76頁。
[2]陳琦，張建偉：《建構主義學習觀要義評析》，華東師大學報（教育科學版），1998年，第1期，第61-68頁。
[3]Wertsch J.V.：《Vygotsky and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min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aapress1985，P92.
[4][8]鐘啟泉：《建構主義“學習觀”與“檔案袋評價”》，課程·教材·教法，2004年，第10期，第20頁，第24頁。
[6]維特根斯坦著，湯潮，范光棣譯：《哲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出版，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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