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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古希臘的智者學派
在日常過程學習中，大家都背過不少知識點，肯定對知識點非常熟悉吧！知識點也可以通俗的理解為重要的內容。掌握知識點是我們提高成績的關鍵！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淺析古希臘的智者學派知識，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在前蘇格拉底哲學史上，古希臘智者學派是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學派，雖然在黑格爾之前的哲學家評價中，智者學派從來都是消極的，以至如今仍以“詭辯論” 慣用其身。在古希臘哲學繁星般的智慧天空中，其實智者學派也是一顆璀璨的明星，縱然在哲學爭鳴的古希臘時代被蘇格拉底的理性論批倒，但其將哲學的思辨注入了古希臘哲學思想的肌體；即使他們在思辨的道路上走到另一個極端，但正如一些學者所言：沒有智者學派，就很難設想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
從大多數(shù)哲學家的觀點看，古希臘哲學史以蘇格拉底為界分為兩個發(fā)展的時期，前蘇格拉底時期哲學的研究對象是宇宙、自然；蘇格拉底時期哲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人生。一般說來，研究的對象不同，把握對象的方式和規(guī)則也不會相同。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把古希臘哲學史視為一個整體，因為正是在這一整體中才顯出了古希臘哲學前后期發(fā)展的內在一致性：他們擁有相近的目標，都關注“本源”、“存在”一類的問題，尤其是巴門尼德以來，希臘哲學家更是關注“存在”問題，因而在古希臘哲學史上本體論研究占據(jù)了主導地位。從這個意義上看，智者學派似無任何理論建樹，智者們大多不關心“存在”問題，也不曾有人試圖創(chuàng)建一套本體論學說。因此，人們未把智者當作一個哲學學派是有一定理由的。事實上，亞里士多德在討論希臘哲學史時，完全是把智者學派排斥在外的。
一、智者及智者學派
智者，即指一切有智慧的、聰明的、在理解力或某種技能方面出人頭地的人。這樣在古希臘就有很多人符合，畢達哥拉斯、德謨克里特是智者，而蘇格拉底更是當之無愧的智者。但到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才習慣于把“智者”指為從普羅泰哥拉這個系統(tǒng)下來的一批學者。 把這樣的一批學者在一起稱作“智者學派”，是否他們擁有共同的，或極為相近的觀點呢？至少在看待一些通常的哲學問題時，他們的觀點能相互支持或引用，也許這是我們區(qū)分哲學派別的一個標準。但從現(xiàn)存的原始資料看，這一批所謂的“智者”，他們的觀點是很不相同的，無論哲學、科學、倫理學方面，他們都各說各的道理，并沒有明顯的相同的立場和觀點，因此有許多學者認為“智者”不能成為一個“學派”。他們大多是教師，也許這是他們的一個共同點，所以“智者們”只是一個階層，而不是一個哲學學派。
傳統(tǒng)的觀點把包括普羅泰哥拉、高爾吉亞等一批學者稱作“智者學派”。他們都把論辯術、修辭學提到教學的首位，并對神的存在表示懷疑，也就是說智者們對傳統(tǒng)的文化，采取了懷疑、否定的態(tài)度，從而建立和發(fā)展了一門新的學科，即語言學或修辭學。另外，智者學派把絕對本質純粹概念或者被思維者，編寫為概念或思維的運動，因此思想本身成為獨立自由的。正是因為這點，有學者認為智者學派包含了辯證法的開始。
二、“人是萬物的尺度”
被黑格爾譽為“偉大的命題”的普羅泰哥拉的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在后來的哲學家的解釋中，被賦予了復雜玄妙的意義，但它的確孕育著人本主義的萌芽，即使現(xiàn)在仍然具有一定的震撼。
“人是萬物的尺度，合于這個尺度的是存在的，不合乎這個尺度的是不存在的�！边@是普羅泰哥拉的主要命題，其意思一方面是說要把思想作為被規(guī)定的有內容的東西，另一方面是能規(guī)定、能提供內容的東西，這個普遍的規(guī)定就是尺度，就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準繩。但最容易產生歧義的是如何理解“人”，站在蘇格拉底的立場，這個“人”理所當然地被理解為感覺個體（普羅泰哥拉把知識等同于感覺），并指出知識不是感覺，“知識不可能在我們感覺能力的屬性中，而要在心智對它們的思考中搜尋到�！睂τ谔K格拉底的分析，學者們持有各種異議，批評者認為這個人”指的是人類全體，因為單個個人無疑也像外部事物一樣變動不居，又怎么擔當萬物的“尺度”呢？黑格爾察覺到這個問題容易產生歧義，因為人是不定的和多方面的，所以他指出：“每一個就其特殊個別性說的人。偶然的人可以作為尺度；或者人的自覺的理性，就其理性本性和普遍實體性說的人，是絕對的尺度�！焙诟駹枌@并沒有表明他自己的立場。也許他覺得把這一有爭議的問題限制在認識論的范圍里，并不會產生什么特別的結果，因為無論是把這個“人”理解為特殊個體還是普遍實體都沒有能改變這個命題本身所具有的感覺主義、相對主義的性質。
在“人是萬物的尺度”中，“人”是用感覺作為標準來衡量還是用知識作為標準來衡量是智者學派和蘇格拉底爭論的交點。蘇格拉底認為可以作為衡量標準的只能是知識，感覺是靠不住的，但普羅泰哥拉認為感覺是真實的，被感知的事物、對象也是真實的。感覺的特點在于它既不同于主體，也不同于對象，但卻同時受到這兩者的制約。其實在認識史上，這種感覺是十分獨特的，它只承認運動是宇宙間唯一實在的事物，“我們不應該說我們看到的白色是在我們自己的肉體之外的一貫物體的內，然而也不應該說它在我們自己的眼睛里，它不存在于任何地方。事實是我們稱之為我們的眼睛的東西和我們所稱之為外部世界的事物，都只不過是兩組運動�！痹谶@種運動中，“除非人們增添相對于的限制條件，存在本身沒有什么意義�！�
三、智者學派的邏輯思想
古希臘的智者學派是被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無情批判的一個哲學流派，由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懷有敵意的批判和某些年輕的智者的虛無主義論點，智者學派的運動在思想史上長期為人所誤解。但黑格爾和羅素對智者學派都給了很好的評價，特別是羅素，對智者頗存敬意，他說智者總是準備著追隨論證，有一種邏輯的力量推動，走到論證所引導的結論中去。智者學派的邏輯是一種適應社會需要產生的邏輯思想，他是一種情景的邏輯、論戰(zhàn)的邏輯和外顯的邏輯。這種邏輯通過一定的語言和修辭方式把問題和答案以論辯的方式展開，又用一種很能說服人的方式把辯論的前后聯(lián)系一起，他們的實踐活動從歷史的角度看，是抓住了當時對于新的政治教育的需要，把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秘密社會教育傳統(tǒng)，轉變?yōu)橐哉撧q為中心的政治教育傳統(tǒng)，以適應希臘公民參與政治活動的需要。在古希臘奴隸主民主制度中，這種以自己的演說或辯論發(fā)表觀點并參與決策，在某種程度上給了智者們以生存的空間。
智者學派以論辯作為他們的工具，論辯必定是一個論證的過程。一個過程是弱論證還是強論證，由于希臘城邦社會參與政治的需要，論證的說服力量成為其主要標準。論證的強弱取決于話語受眾是被這個論證所說服，還是對其論證無動于衷。而論證對于受眾的感染力量在于他們運用語言的能力，一個人參與城邦政治的能力也就由其運用語言符號來進行競爭的能力所決定，參與競爭的論證者的語言技巧決定了其論證的強弱，從這個意義上講，論辯成了語言游戲。但盡管論辯被看作游戲，還是有一定的標準和判定程序來決定其強弱，這就產生了規(guī)則，完全由說服力來決定論證強弱的標準必定要由其他的標準來補充，從而出現(xiàn)了對于論證話語的真理性標準和有效性標準的探求，其后就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里進而產生了真理和謬誤的對立、詭辯有效證明的對立。
主流的現(xiàn)當代形式邏輯學家一般認為，邏輯作為一門科學是由一種超越時空的原則和技巧構成的，它和時代演進之間，和社會需求之間沒有任何有價值的聯(lián)系，它也和一個社會的經濟文化背景之間看不到有價值的聯(lián)系。我們討論希臘智者學派邏輯的時候，很顯然，正是把邏輯思想看作由社會需要而產生的，盡管我們?yōu)檫@種文化背景的需要沒有提供什么實證性的材料，但是把邏輯思想的產生和社會文化的需要聯(lián)系起來卻很能表明，邏輯的普遍性只在有限的范圍之內。
智者學派的邏輯思想在一個競爭的、變化的、有限度的情景中產生，它作為某種工具和技巧幫助那個時代的人們去捕捉和創(chuàng)造機遇的時刻，并且對傳統(tǒng)的或者權威的強論證提出了挑戰(zhàn)，從而為人們的思考和行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智者學派的邏輯思想適應了公元前5世紀后50年那個時代的社會需要，但是其后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產生了新的社會需要，適應論的邏輯被自我意識、內向的和反思的邏輯所替代，這就是公元前4世紀產生的新的邏輯，這個邏輯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拒斥智者學派的邏輯。
四、智者學派的法律觀
智者學派對政治哲學理論的最大貢獻是在西方政治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自然與法律之間二元對立的問題，這種對立是“希臘啟蒙時期最有代表性的概念結構，不僅具有解釋事物起源的原則意義，而且具有價值估計的規(guī)范意義或標準意義�！�
從理論上講，智者學派之所以提出自然與法律的二元對立，主要是由法律的合法性問題引起的。在智者學派之前，古希臘人對法律的合法性從未產生懷疑，相信遵守法律有利，違反法律有害，這種信念相當牢固。不過，這種信念是褊狹的，它僅限于從功利角度看待法律問題，對于法律的產生、性質、目的等則不予探尋， 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這樣的問題：法律的合法性是根據(jù)什么而被確認的呢？而在智者時代，城邦之間的交往增多，人們有機會了解到其他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可以把不同城邦之間的政治法律制度加以比較，結果發(fā)現(xiàn)，各個城邦制定和實施的法律都具有鮮明的地方性特征，根本很難互相移植，即使在某個特定的城邦中憲政也是按實際需要進行改變的。這一切恰好證明，法律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因而有關法律的合法性信念隨之動搖。
智者學派觸動了法律合法性的基礎，他們看來，法律是人為的，它不可能完全體現(xiàn)出“公道”、“正義”等價值準則，因為法律是約定的結果。智者學派強調法律是約定的結果，目的是要突出法律產生的人為性，因此，他們并不認為這種“約定”本身是一種理性設計。法律是人為的，這就決定了它必然具有多樣性和變化性，從而也就不可能為“公道”、“正義”等價值準則的普遍意義提供根據(jù)。在此，智者學派實際上對法律的合法性問題作了相對主義的解釋，人們一般把這種解釋視為智者學派的感覺論在政治法律領域的一種運用。
在智者學派看來，法律并不公正，法律本質上只是某種利益的體現(xiàn)，政府制定法律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它的利益，所以對于他們有利的就是公正，就受到法律的保護；而凡是違反法律的人都要作為不公正的人而受到懲罰。因此，強者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是公正的。牧羊人考慮的絕不是羊本身的利益！
智者學派的安提豐（Antiphon，約公元前5世紀后半葉）也認為法律是對自然的限制，但認為自然意味著自由和平等。他說，凡是法律上正當?shù)臇|西往往是有害于自然的，法律規(guī)定我們的眼睛應當看什么、不應當看什么；耳朵應當聽什么、不應當聽什么；嘴巴應當說什么、不應當說什么；心靈應當想什么、不應當想什么；如此等等。由此可見，法律不是與自然相親善的，而是相敵對的，按照自然的規(guī)則，我們的眼睛、嘴巴、耳朵和心靈應該是自由的。
智者學派把人為的與自然的東西對立起來，是古希臘對人的認識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它結束了自然哲學階段自然的人與倫理的人混沌一體尚未分化的狀態(tài)， 開始了對人自身的觀念產物的思考。他們對自然的東西有著深深的留戀和好感，所以反對法律而贊頌自然，這種把自然與約定對立起來的觀點，預示著心靈與肉體的對立。智者學派對于法律和正義的思考，揭示了人的法律和正義觀念的虛偽性和階級性，也揭示了法律的局限性，即使在今天，也仍然給人以深刻啟發(fā)。
五、智者學派與蘇格拉底學派
古希臘民主制的興盛，使哲學思想由一元論向多元論轉化，由一個中心向多個中心轉化。對于同時期的智者學派，蘇格拉底給了猛烈的抨擊，在他看來智者學派是一群腐蝕民主社會的蛀蟲，他們以華麗的辭藻和狡辯的語言贏得地位、金錢以及更多的物質利益，在思想領域是真正的毒害青年。在古希臘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中，虛假的、荒誕的、欺騙的往往被奉為真理，這就進一步顯示出智者學派的個人主義、主觀主義、相對主義的惡果，而智者學派得以自豪的修辭學、語言學也淪為低級庸俗的文字游戲，變成了一些所謂的“智者”欺騙、攫取財富的工具。隨著希臘民主制度的瓦解，社會危機驟起，“立賢者為王”的寡頭制度代替了被人們唾棄的那種虛假的民主制度，在這樣的條件下，出現(xiàn)了蘇格拉底、柏拉圖這樣劃時代的人物。于是，強調“特殊”的智者學派被強調“普遍”、“共相”、“理念”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學派所代替。感覺主義、個人主義、相對主義、主觀主義，被理性主義、國家主義、絕對主義、客觀（唯心）主義所替代。同樣在以后的幾千年里，我們始終被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所教導：智者學派是詭辯的、相對的、無恥的。只有在黑格爾和羅素等人看來，智者學派在西方哲學史上也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
可以說，雖然智者學派在與蘇格拉底學派的爭鳴中失敗了，但歷史同樣給了它應有地位，這也許就是歷史的力量，沒有人能抹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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