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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官職任用制度

時間:2022-04-11 17:04:52 制度 我要投稿

南北朝的官職任用制度

  在當今社會生活中,大家逐漸認識到制度的重要性,制度一般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guī)程或行動準則,也指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法令、禮俗等規(guī)范或一定的規(guī)格。那么相關的制度到底是怎么制定的呢?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南北朝的官職任用制度,歡迎大家分享。

南北朝的官職任用制度

  南北朝的官職任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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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吏的任用方式是多種多樣的,見于史冊的主要有:守、拜、領、錄、平、兼、行、假、試、權、知、監(jiān)、參、掌、典、署、督、護、待詔等等。按照任用等差,可以分為如下幾種類型:

  第一,候補之類。此類主要有待詔、郎選、聽選等方式。待詔是漢代的候補官制度,待詔人員有待詔于金馬門、公車、殿中、黃門、宦者署的,也有待詔于丞相、御史二府的。他們在官署聽候補官,有時也承擔本署內的一些事務。郎選是從三署郎官署的諸郎中選官,三署郎是漢代官吏儲備學校,被選拔上來的人才取得被任用為郎的資格,再經過一定時間的歷練然后出補為官。聽選是尚書將選人分類,等待有缺補官。還有一些候補官是因父母喪葬守制和其他原因去職,期滿要求復職的。

  第二,試用之類。此類主要有行、守、試、假、權等方式。試用有一定的期限,一般是以一年為限,多者長達三年。試用期間,俸祿稍低于實授官。試用期滿以后,稱職者轉為實職,稱為“真除”或“實授”;不稱職的則罷歸。試用官只有在試用期內不出重大的差錯,才能保住官職,爭取實任,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官員忠于職守和認真任事。

  第三,拜授之類。此類主要有拜、授、遺詔等方式。經過拜授的官員即為正式任命的實缺官。拜有召拜、征拜、策拜等區(qū)別,召拜是皇帝特召,征拜是由外官轉入朝官,策拜是任命重要大臣。授有銓授、敕授、制授、特授等區(qū)別,銓授是吏部任命低級官吏,敕授是報請皇帝批準任命中級官員,制授是皇帝批準任命較高級的官員,特授是皇帝任命高級官員。遺詔是指新舊皇帝交替時期,由老皇帝在去世前任命輔政大臣的方式。名稱不同,所授官職的輕重高低也有不同。

  第四,兼領之類。此類主要有兼、行、權、判、帶、領、錄、護、典、都、督、掌、監(jiān)等方式。在某些官位缺員或某些重要的事務需要重臣負責的時候,多采用這種任命方式。兼和領都表示身有兩職以上,但內容和含義完全不同。兼是兼職,有長兼和權兼之別,可以低官假行,也可以高官判帶、同級互兼,這都是權宜的辦法,以避免官位缺員時耽誤工作。領則是主管,有一定的實際權力,能夠起到主要負責人的作用,如領尚書事、領城門兵、領鹽鐵事等,凡帶有典、護、督、錄、都、監(jiān)等名的,都擁有實際權力,他們大多數被皇帝授予假節(jié)、持節(jié)、使持節(jié)的名號,以代表皇帝行使權力。

  第五,參知之類。此類主要有參、知、平、議等方式。有些重要的職事,任命參、知去參加共同議事,這樣做一是為了加強力量,使工作更加嚴謹,二是為了達到相互牽制、加強皇權控制的目的。這類官雖不能起主要作用,但有時也可以負責某項事務,如左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御史中丞參禮儀事等。知有參知、兼知、權知、總知的區(qū)別,議有參議、專議、領議的區(qū)別。名稱不同,地位和權限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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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用官吏的程序上也是有所區(qū)別的。有皇帝直接任用的。稱為特簡、特任、特選、特拜、特召、召拜、征拜等。一般適用于比較高級的官員。有由官吏主管部門任命的,稱為選、授、補、除、拜等,官吏在西漢歸丞相、御史二府主管,在東漢由尚書臺主管,在魏晉南北朝由吏部主管,官吏主管部門按照任命官吏的等級,或報皇帝批準,或交朝廷集議,或行文各級官府,對進入官秩等級的都要備案。有由主要長官任命的,稱為召辟、征辟、辟署、命等、按規(guī)定,一般掾屬由主要長官批準,本官府備案即可,高級僚佐要報中央核準備案,有些還要由中央任命。

  對不同等級的官員有不同的任用程序。高級官員必須經皇帝親自核準;中級官員必須由主管部門核查備案,報請皇帝批復才能任命,低級官吏雖然主要長官有辟署權,但進入官品秩等,也必須報請中央官吏主管部門批復,不得越級逾限,違者要受到嚴厲的處罰。如南宋大明七年(公元463年),吏部舉寒人張奇為公車令,這是中級官員,需皇帝敕旨,孝武帝劉駿以張奇資品不當,另換人選,吏部的令史抑敕旨而使張奇先到公車就職,事發(fā)后,尚書令史2人棄市,6人受鞭杖,吏部尚書坐免官,尚書右仆射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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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證對官員任用得當,保持官階品秩大體升遷有序,照顧到官僚群體中的各種政治勢力及階層的平衡,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對官員的任用限制不斷增多。

  秦漢以來,實行重農抑商政策,限制商人為官。魏晉南北朝時期,限制寒族為高官,這實際上是以階級貴賤的區(qū)分為基礎的。十六國和北魏時期,任用官員還有一定的民族限制。在等級森嚴的官僚隊伍中。出身和資歷是任官時優(yōu)先考慮的條件之一,官僚制度越完善,出身和資歷的限制越嚴格。

  自東漢實行“三互法”以來,對官員的任用又增加了籍貫和親屬限制!叭シā钡幕緝热菥褪潜镜厝瞬坏脼楸镜亻L官,目的是防止這些人在家鄉(xiāng)徇私舞弊;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監(jiān)臨,兄弟子侄及有婚姻戚屬關系的,不得在一個部門或地區(qū)為官,如果選在一個部門或地區(qū)為官,其中一人要申明回避。東漢時已經沒有本郡國人士回任本郡國長官的事例,三互法的實行,使得官吏對回原籍任職也須進行回避。任用官員是體現(xiàn)國家權力如何分配和依靠什么人的大問題,也是關系到政權結構和素質的大問題。因此,統(tǒng)治者對此非常重視,先后制定過許多制度,作過許多規(guī)定,以期用人得當,有效地貫徹統(tǒng)治意圖,發(fā)揮統(tǒng)治功能。用人權的重要性決定了任用官吏必然也是統(tǒng)治階級內部各種政治勢力的角逐中心。一時得勢的派別,總是根據自己的利害來權衡用人,無不以“附順者拔擢,件恨者誅滅”為根本。外戚專權,“父子并為卿校,親黨充滿朝廷”;宦官專權,“任用群小,奢侈僭福”;權臣當道,“門生故吏遍于天下”;士族門閥把持朝綱,“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士族大家子弟充斥朝野。各方面的人為了獵取官職,貨賂公行,請托成風,“資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伎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使“游其門者,爵位莫不逾分”。統(tǒng)治階級制定的任官制度,往往由自已率先破壞,這是他們難以自我約束的結果。

  拓展資料:

  疆域

  南朝領土

  南朝疆域方面,南朝宋繼承東晉疆域,基本上為二十二州上下。河南地于太初四年(422年)之后逐漸被北魏并吞,改以淮水為界。南朝齊基本上同宋為二十二州上下,可是相繼失去雍州沔北及淮南豫州之地。南朝梁時州郡設置和疆域變化很大,因北伐獲得淮北之地,一度達河南地。又開拓閩、越、平俚洞,破牂柯。到539年共有一百零七個州。

  侯景之亂后,北齊占領江北淮南之地,西魏占領漢中巴蜀。西魏又受蕭詧之托,率軍奪下南朝梁江陵以北之地,建立附庸國西梁。南朝陳成立后國土不多,至569年開始陸續(xù)收復淮南及部份淮北之地,并且一度奪下北齊黃河以北之地(573年—577年)。到陳末時受北周入侵使得國土減少,僅剩長江以南至交廣地區(qū)。

  北朝領土

  北朝疆域方面,北魏自代北之地崛起,至439年統(tǒng)一華北而結束十六國時期。其屢次入侵劉宋,占領山東、河南與淮北地。又取南朝齊淮南地及南朝梁漢中、劍閣一帶。至此疆域北至漠南草原,西抵西域東部,東達遼西,南達江漢流域。在擴充領土期間,州郡多因時制宜,到487年開始整頓。到北魏孝明帝之后領土減少,州郡濫置。魏分東西后,東魏有八十州,西魏有三十三州。北齊建立后,開始整頓政區(qū)規(guī)劃,廢除三州、一百五十三郡及五百八十九縣。北齊江淮之地后被南朝陳占領,北周屢次攻占南朝梁巴蜀之地與江漢之地。北周武帝滅北齊,取南朝陳江淮之地,領土大大擴充。

  南北朝都城

  宋、齊、梁、陳:建康(在今江蘇省南京市)

  西梁:江陵(在今湖北省荊州市荊州區(qū))

  代:盛樂(在今內蒙古自治區(qū)和林格爾縣)

  ↓

  北魏:平城(在今山西省大同市)→洛陽

  東魏、北齊:鄴(在今河北省臨漳縣)、晉陽(在今山西省太原市晉源區(qū))

  西魏、北周:長安(在今陜西省西安市)

  政治

  南北朝初期仍是世族政治,社會階層分為世族、齊民編戶、依附人及奴隸。世族擁有大量不需付稅的依附人從事生產與作戰(zhàn),影響朝廷的稅收。雖然南朝皇帝仍然需要主流世族的'擁護,不過也扶持寒門以平衡政治勢力,并且在南朝梁時萌芽出科舉制度。南朝世族因為長期安逸而逐漸衰退,在侯景之亂後徹底崩潰。北朝胡族缺乏政治的經驗,所以重用漢人世族,引起雙方的文化采借,久之形成文化混合,以北魏孝文帝的漢化運動最盛;旌系倪^程產生激烈的思想沖突、斗爭或種族沖突,例如六鎮(zhèn)民變、宇文泰的鮮卑化政策[45]。北周鮮卑軍比北齊少,政治地位不如南朝陳。最后借由宇文泰開創(chuàng)的關隴集團,吞并政治日趨腐敗的北齊。周武帝去世后,漢人楊堅掌握朝廷,通過授禪北周靜帝建立隋朝,經營八年之后,發(fā)兵滅南陳統(tǒng)一中國。開創(chuàng)出具開放性和包容性的隋唐帝國。

  政府部門

  南朝宋之后設有門下省,至此確定了三省制度。門下省負責獻計策和勸諫皇帝,參與機密之事,又成為大權掌握的機構。

  行政區(qū)劃

  南朝政承襲東晉,實行州郡縣三級制。而僑州郡縣及雙頭州郡也因為土斷而變成一般州郡。自東漢末期實施的州郡縣三級制,到隋平陳后改為州縣二級制而結束。南朝的州設刺史,郡設太守,只有丹陽郡因為是首都所在地而設尹?h設令、長。自宋以后,令多於長。與郡同級的有王國和公國,設內史和相。還有特為習稱蠻民及僚族、俚族等少數民族設置左郡、左縣和僚郡、俚郡。例如有南陳左郡、東宕渠僚郡等。當時州郡縣有等級之分,大致上以距離首都遠近為品級高低之分,諸州佐吏則按州的等級設置官員。揚、荊二州還有“二陜”之稱呼。

  北魏在北魏孝文帝以后,官制模仿南朝,至唐代仍沿用。北周時按周禮,設置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府,是隋唐之后六部體制的源頭。北朝政區(qū)承襲十六國,如同南朝一樣為州郡縣三級制。然而州轄區(qū)不大,州刺史可越郡級直接管理縣,使得郡級逐漸虛級化,到583年隋朝正式定為州縣兩級制。北魏也設有僑州郡縣和雙頭州郡(如南雍州),并將州郡縣按人口數分等級。為了防范新附或異姓叛變,于406年將各級行政長官分立三位,其中州刺史方面須一位為宗室。北魏原設有負責地方軍政的行臺及管理數州軍事的都督。到北齊定為行臺制,北周則為總管制,都是負責數個州郡軍事與行政的政區(qū)單位。北齊因為州轄區(qū)越分越細,于是設置行臺兼管數州民政及軍事。西魏則改稱都督為總管,性質同北齊行臺。北周時,總管一般兼任駐州刺史,并以所駐之州為名 。北魏還特為鮮卑本族或其他民族(漢人除外)設置領民酋長來管理該族,地位只次于州刺史。又延續(xù)十六國政區(qū),設有管理州境內其他民族的護軍,其地位等同郡守,至457年廢除。還有鎮(zhèn)戍制,于重要的軍事要地設鎮(zhèn)。鎮(zhèn)由鎮(zhèn)將管理,下置戍,由戍主管理。其中又以鞏固首都平城的六鎮(zhèn)最重要 ,至孝文帝遷都后勢微。六鎮(zhèn)民變后,北朝的鎮(zhèn)戍專管軍事,不再具政區(qū)性質。

  經濟

  土地政策

  隨著中原人口的大批南下,不僅使南朝增加了勞動力,而且?guī)砹讼冗M的生產技術,為南方的進一步開發(fā)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南朝政府對北來的流民起初采取僑立州郡的政策,后來,東晉和南朝政府為了擴大剝削對象,改行土斷政策。

  所謂土斷,就是撤銷僑州郡縣和僑籍,讓僑戶和土著居民一起在當地著籍,并且同樣負擔國家的賦役。自東晉到陳朝時期,共進行九次土斷。其中,364年桓溫進行的“庚戌土斷”和413年劉裕進行的“義熙土斷”,成效最為顯著。

  土斷后,南朝境內的僑寓政府便陸續(xù)消失了。

  農業(yè)發(fā)展

  東晉、南朝時期,南方的農業(yè)普遍有所發(fā)展。比較突出的地區(qū),是長江中、下游的荊、揚二州。揚州是東晉、南朝經濟最發(fā)達的地區(qū)。其中都城建康及其周圍地區(qū)發(fā)展很快。東晉在曲阿(江蘇丹陽)立新豐塘,溉田八百多頃。宋在湖熟起廢田四千多頃,向京口、姑熟移民。齊在句容修赤山塘。揚州“地廣野豐,民勤本業(yè),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三吳(吳郡、吳興、會稽)是東晉政府最重要的基地,經濟發(fā)展尤為突出。

  東晉在吳興烏程(浙江湖州)筑荻塘,溉田千頃。宋在烏程修吳興塘,溉田二千余頃;又在會稽一帶開墾湖田,“皆成良業(yè)”。東晉、南朝政府的各種支出,主要依靠三吳。洞庭湖周圍的荊、湘地區(qū)發(fā)展也很快。梁罷義陽(河南信陽)鎮(zhèn)兵以后,“江湖諸州并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后,倉廩充實”。

  與浙江相鄰的閩中、鄱陽湖周圍地區(qū),也有較快的發(fā)展。此外,淮南地區(qū),土地肥沃,流民集中。壽春附近有芍陂灌溉農田,地方千里,“良疇萬頃”,是重要糧食產地。江南地區(qū)普遍實行麥稻兼作,嶺南種雙季稻。

  元嘉以前,淮南是經濟發(fā)達的地區(qū)。元嘉末,由于宋魏戰(zhàn)爭,淮南遭到破壞。經過齊、梁二代的經營,江淮間一些地區(qū)的生產也迅速恢復、發(fā)展。益州則號稱“沃野天府”,物產豐富。廣州也是富庶的經濟地區(qū)。

  士族田莊

  在南方經濟的發(fā)展中,南、北士族地主都采取田莊形式進行生產。其中北方士族南遷時,都帶來大量部曲和佃客,缺乏的是田地。因此,他們到處“求田問舍”,不擇手段地謀取土地。如刁逵在京口一帶掠奪土地達萬頃。與此同時,南方士族地主也進一步擴張自己的經濟力量。

  士族地主在他們占領的平原和山澤上建立田莊,當時稱為“墅”或“園”。如會稽士族孔靈符在永興建墅,“周圍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謝靈運在始寧的墅有南北二山,山上有五個果園,沿水渠兩岸有大批良田。

  農業(yè)在士族田莊經濟中占主導的地位。田莊中有大量的耕地,又有河湖水渠等水利灌溉系統(tǒng)。在耕地上種有稻、麥、粟、桑、麻、蔬菜等作物。僅次于農業(yè)的是園林業(yè),經營竹木果樹等。

  此外,還有養(yǎng)魚業(yè)和畜牧業(yè),并從事紡織、釀造、制造生產工具等多種手工業(yè)生產。由于從事多種經營,使士族地主田莊具有自給自足的性質。

  田莊里的生產者,主要是佃客、部曲和奴隸。士族地主對他們的剝削和壓迫是殘酷的。但它把大量勞動人手組織起來,在山區(qū)水濱進行墾植,特別是在東晉和南朝前期,士族地主還關心生產的時候,地主田莊對江南地區(qū)的開發(fā)是起一定的積極作用。以后,由于門閥土族日益腐朽,田莊也就成了束縛生產力發(fā)展的障礙。

  手工行業(yè)

  東晉南朝時期,紡織業(yè)比較發(fā)達,養(yǎng)蠶技術已經相當可觀,豫章等地一年蠶四、五熟,永嘉等地一年八熟。絲、綿、絹、布等是南朝調稅的主要項目,因此紡織是民間普遍的副業(yè)。其中荊、揚二州的紡織業(yè)尤為發(fā)達。

  錦業(yè)在益州也早負盛名。劉裕滅后秦,把關中的織錦戶遷到江南。南朝后期,織錦業(yè)也發(fā)達起來。富豪人家穿繡裙,著錦履,以彩帛作雜花,綾作服飾,錦作屏障。

  南朝時,政府都設有專官管理礦冶。建康尚方有東、西二冶(宋、齊時有南冶,后廢),州、郡有礦冶的設冶令。另外還有不少私家冶鋪作坊。在冶鑄技術上,用水排鼓風冶鑄已在南朝應用。煉鋼技術也有很大進步。那時還發(fā)明一種雜煉生鐵和熟鐵的灌鋼法,即把生熟鐵混雜起來冶煉,火候到時,生鐵先熔化,滲淋入熟鐵中,然后取出反復鍛煉,就成為優(yōu)質鋼,用來制造寶劍和刀、鐮。

  到三國、西晉時,瓷器的燒制已經達到成熟階段,東晉、南朝時又有新的發(fā)展。當時瓷器的代表性產品是一種通體青釉的青瓷,產地比較集中的是會稽郡(浙江紹興)一帶。青瓷胎質純,硬度高,釉料勻,通體青瑩,造型多樣美觀。考古發(fā)掘,江南許多地區(qū)的制瓷技術逐漸成名,并各有自己的特點。

  造船業(yè)在東吳的基礎上又有較大的發(fā)展。運輸、作戰(zhàn)用的艦船只很多,往來于東海、南海和內地河道的船只頻繁,大者可載重二萬斛。

  造紙業(yè)有了新的發(fā)展。壓光和染色是這一時期造紙技術的新成就。當時紙的名目很多,其中用藤皮造的藤角紙是一種質地優(yōu)良的紙張。造紙業(yè)的發(fā)達對當時文化的發(fā)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商業(yè)發(fā)展

  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的發(fā)展,加上江南河流縱橫,水上交通方便,為商業(yè)發(fā)達提供了基礎和有利條件。

  士族豪強兼并土地,官府賦稅徭役繁重,許多中小地主和農民被迫從事商販活動。貴族官僚有免關津稅特權,在任期屆滿時帶著大批貨物作為“還資”,然后轉販各地。官府征收租調要農民折錢交納,農民被迫出賣自己僅有的農副產品。因此,南朝出現(xiàn)商業(yè)畸形發(fā)展的現(xiàn)象。

  當時南方的重要城市有建康、江陵、成都、番禺(廣州)等地。建康是東晉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長江下游的經濟中心。這里“貢使商旅,方舟萬計”。蕭梁時期,建康城內有居民28萬。城內有四個市,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余處。會稽、吳郡、余杭等地也是“商賈并湊”。

  番禺是海外貿易中心,南洋各國,以及天竺、獅子國(斯里蘭卡)、波斯(伊朗)等國的商船,“每歲數至”,或“歲十余至”。江陵“當雍、岷、交、梁之會”,商業(yè)也較發(fā)達。成都不僅商業(yè)繁盛,而且也是高級絲織品的重要產地。市場上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的生產、生活用品。商賈小者坐販于列肆,大者轉運于四方。商稅是南朝收入的大宗。東晉、南朝都注意貨幣鑄造,但幣制混亂,數量不足。

  自耕農

  自耕農是當時農業(yè)生產的重要力量,是封建政府榨取的主要對象。他們對政府的負擔有租調、雜稅、徭役三大項。

  宋、齊時的田租大概沿襲東晉后期的制度,即口稅米五石。戶調剝削,在宋孝武帝規(guī)定:“天下民戶,歲輸布四匹”,歲輸布四匹,只是每戶農民應納戶調的平均數目,征收時仍采取“九品相通”的辦法,即事先評出戶產,定出戶等,然后再依照戶等的高低分派。

  在戰(zhàn)爭時期,一般農民也有兵役負擔,各種徭役更是隨意征發(fā)。于是,許多自耕農破產流亡,越來越多地淪為士族田莊里的部曲和佃客。

  文化

  經由魏晉時儒學獨尊的地位被破除后,到了南北朝時期的思想已經形成多元化的思想。在諸多的思想流派中,出現(xiàn)了以法治國、務實求治的主張和“無君論”等有價值的觀點,也產生了消極頹廢、遁世游仙的思想,影響最大的是玄學思想。

  南北朝時代,在思想文化領域出現(xiàn)了不同于兩晉時期的新形勢,玄學思潮歸于沉寂,佛道二教繼續(xù)發(fā)展。佛教大量譯經,廣泛流行,滲透到政治、經濟、社會、民俗及文化的各個層面。儒學面臨嚴峻挑戰(zhàn)。由于佛教的急劇膨脹,使原來儒、玄、佛、道的相互關系及其歷史格局發(fā)生新的變化。當時佛道爭論十分激烈。佛道之爭中,道教是比較被動的,不僅造出一個傳說,強調佛陀是老子變的,而且還大量“抄襲”佛經的內容。對道教而言,它想把佛教改造成自己的一部分;佛教則需要在保持獨立性的同時又必須面對文化上的張力。

  文學

  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發(fā)展迅速,其中南朝風格偏向華麗纖巧,而北朝風格偏向豪放粗獷。南朝文學代表是駢文,講究格律、詞藻、用典,內容多脫離實際生活,抒發(fā)一些富貴閑愁,以庾信、應揚的文章為代表。而北朝代表人物是北地三才,即邢邵、魏收、溫子昇。敘事長詩以南朝的《西洲曲》和北朝的《木蘭詩》為代表。民歌方面,由于南北文化不同,呈現(xiàn)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調。《樂府詩集》即有“豔曲興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的說法。

  在文學研究方面,劉勰的《文心雕龍》成為中國第一部系統(tǒng)文藝理論巨著。南朝梁武帝的長子蕭統(tǒng)組織文人編選的《昭明文選》是中國現(xiàn)存的最早一部詩文總集。這兩部巨著都對后來中國文學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51]。同時,道教影響了中國藝術及科學。例如《游仙詩》等文學,描述神仙飄逸之妙或藉由神仙之說抒發(fā)情懷。道教名士陶弘景、陸修靜均擅長神仙文學。

  史學

  南北朝繼承了漢代以來設官修史之制。宋設著作官(宋齊梁陳時官名及分職屢有更改),負責撰修國史(本王朝史)及帝王起居注。齊始有國史與前朝史之分。北魏亦設著作官及起居令史,使修史官與起居官逐漸分職。北齊始設史館(或稱史閣),為專門修史機構,影響中國日后的官方修史制度。西魏、北周亦設著作官制度。南北諸朝又有大臣監(jiān)修史書。此外,南朝梁時始行編修武帝、梁元帝的“實錄”,是為唐代開始一朝接一朝修實錄的濫觴。

  紀傳體斷代史書在南北朝史學仍占一席位。官修的有如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收《魏書》 ,私修的有如范曄《后漢書》[56]。

  反映社會各種狀況的史書,亦在南北朝盛行。如范曄《后漢書》、沈約《宋書》當中新增“獨行”、“逸民”(或“隱逸”)、“列女”等類傳記各種人物面貌;宗教史籍有慧皎《高僧傳》;記述寺院建筑的有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地理類著作方面,以酈道元《水經注》為南北朝集大成之作。少數民族歷史亦因五胡各族建割據政權而深受重視,成就較高的有崔鴻《十六國春秋》。

  譜學(或叫譜牒學、家譜學)在南北朝門閥政治影響下而大盛一時。各豪族郡望為求鞏固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乃撰修家牒,以彰顯自身血統(tǒng)、門第及婚宦。繼家譜出現(xiàn)后,又有了家譜學的研究,當時便出現(xiàn)“統(tǒng)譜”、“百家譜”等書籍。

  南北朝的注史之學,具代表性的有如裴松之《三國志注》。裴注著重資料搜集、補充史事,不再局限于對音訓及解釋史文,對中國的注史方法產生有相當影響。裴松之對史料相互考異,日后史家有所繼承,如司馬光撰《資治通鑒考異》。裴注里又有對前代史家的評論,這推動了中國史學批評的發(fā)展。

  宗教

  南北朝時期佛教流行。隨著佛教的傳播,發(fā)展佛像、壁畫、石窟寺院等也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其中敦煌千佛洞、云崗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成為中國造像藝術寶庫之中的瑰寶。此時佛教盛行的思想有般若學 、涅槃學、地論學、成實學、攝論學等。竺道生強調佛性在于每個眾生之中,關鍵在于能否“自見”,開啟了后來禪宗覺悟不離世間的先河,他“一闡提人皆有佛性”的思想則體現(xiàn)了佛教的平等觀。道教靈寶經前接上清經的教法,又借用和融匯了佛教的概念和術語,在中古道教的教義、思想、儀式等領域,占據了主流的地位。十六國晚期出現(xiàn)改革道教的寇謙之,他受東晉靈寶派的影響,制作《云中音誦新科之誡》等經八十余卷。在精義經理方面無所創(chuàng)新,卻明確聲稱要清理道教,除去五斗米道的三張(張陵、張衡、張魯)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嚴格齋戒禮拜,使道教組織更為嚴密,道規(guī)教儀更為完備。

  此一時期的三教論爭主要表現(xiàn)為佛教與道家、道教兩種不同思想體系的爭論。通過爭論,道教與佛教互相吸收,呈現(xiàn)一種互融互攝的景象。佛教對道教無論是從教規(guī)、教儀,還是從教典、教團等方面,都產生了一種示范效應,這對道教逐步走向成熟是大有益處的。而道教也為佛教從印度順利移植至中國,并逐漸適應中國社會土壤,形成中國化的佛教,提供了多方面的助緣。援佛入道是道教不斷豐富并提升自我的重要手段。佛教產生的時間比道教早得多,在傳入中國時佛教已經發(fā)展得相當完備,因此道教在很多方面都借鑒吸收了佛教。比如早期道經的造作過程中便多有模仿乃至因襲佛經之處,道教的宮觀設施、組織形式、宗教儀式等方面亦不乏借鑒佛教之處。又如受“大道無形”思想的影響,早期道教是反對偶像崇拜的,但是后世道教“設像立教”的形式與佛教卻別無二致,正是受佛教影響使然。在宗教哲學方面,道教義理的思辨水平與佛教相比略為遜色,因此道教也積極援引佛教哲學以提升自身的理論水平。

  藝術

  南北朝時藝術興盛,南方以繪畫為主,北方以雕刻塑像為主。

  畫論、畫史在此時期已建立,如謝赫的《畫品》,提出繪畫品鑒的六法,而其中的“氣韻生動”[64]說更被歷代畫評家奉為最高水準。

  在佛像石窟雕像上,北朝石窟造像,著名的有云岡石窟、龍門石窟、敦煌莫高窟、麥積山石窟、天龍山石窟等[65]。石窟藝術最雄偉的是云岡20辜的座像。佛像容貌豐滿,兩肩寬厚,衣褶線條緊貼身軀而雕,莊嚴中寓有慈祥,表現(xiàn)出佛的胸懷氣度。彩塑最好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造像,含蓄微笑的神態(tài),給人以恬靜的美感。洛陽永寧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殘像最為精致,面目傳神。隨著山水詩的出現(xiàn),長期以來的以表現(xiàn)人物為主的繪畫傳統(tǒng)開始轉變,山水景色也成為繪畫的內容。南朝還有不少以人物畫著稱的畫家,也有人在團扇上畫出“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遙”的山水。南齊謝赫撰著了研究繪畫理論的《古畫品錄》,而他所總結的“六法”,已不僅限于人物畫,對后世有很大影響。

  南朝陵墓雕刻方面,歷代帝王、貴族陵墓前有神道石柱、石碑、石獸等。石獸又稱避邪,由獅子造型演變而來,有驅邪、求;蛏熘。其中已齊武帝陵前的天祿(雙角石獸)、齊景帝陵前的麒麟最具代表。風格承襲漢代石獸雕刻,善于利用整塊石材,以洗練的手法表現(xiàn)雄偉的氣勢。

  魏晉南北朝是楷書發(fā)展的青年期,其中南北朝的碑刻是楷書的寶庫。北朝碑刻即所謂的魏碑書法,魄力雄渾,氣象渾穆,體態(tài)多變,著名的有《龍門二十品》、《張猛龍?zhí)贰ⅰ多嵨墓、《石門銘》等,以及眾多的墓志銘文。南朝有名的碑如《爨龍顏碑》、《瘞鶴銘》等。

  軍事

  在南北朝時期,朝代常因為軍權流入權臣手中而更替。南朝的軍事制度大至延續(xù)東晉募兵制。北朝在軍事制度方面,在北魏初期采行兵民合一的部族兵制,統(tǒng)一華北后逐漸成為世兵制。北朝后期出現(xiàn)府兵制,成為隋唐兵制的基礎。

  南朝兵種以步兵和水軍為主,騎兵較少。兵源原本來自世兵制。但是因為戰(zhàn)爭的消耗、士兵的逃亡和被私家分割,部分兵戶變?yōu)槊駪,兵源趨于枯竭,于是改以募兵制為主。南朝軍隊區(qū)分為中軍及外軍。中軍直屬中央,平時駐守京城,有事出征。在南朝宋時,宋武帝劉裕加強皇宮兵力,以圖扭轉東晉以來外強內弱的局面。然而,由于宗室自相殘殺而失敗,歷朝屢次有篡位之事發(fā)生。外軍則歸各地都督管制。都督多兼刺史,而且常與中央抗衡。

  北朝方面,北魏軍隊在初期以鮮卑騎兵為主力,其補給是由各部自行掠取。在統(tǒng)一華北過程中,漢族逐漸加入軍隊。當攻城戰(zhàn)增加后變?yōu)椴、騎兵混合。之后步兵成為主力兵種。北魏統(tǒng)一北方后,軍隊分為中軍、鎮(zhèn)戍兵和州郡兵。中軍在平時守衛(wèi)京城,有事則成為對外作戰(zhàn)的主力。鎮(zhèn)戍兵是為保衛(wèi)邊防而設置的。鎮(zhèn)相當于州、戍相當于郡。初時僅設于北部邊境,后來擴展到南部邊境。州郡兵,是維持諸州治安的軍隊,有時也充作鎮(zhèn)戍兵或是隨軍出征。北魏后期也逐漸形成固定的兵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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