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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中華和合思維與和諧文化建設
論文關鍵詞:和合思維 矛盾思維 和諧 和諧思維方式
論文摘要:和合思維是中華和合文化傳統(tǒng)的內在精髓和靈魂,與西方注重矛盾思維的傳統(tǒng)相比,它以對立和諧與系統(tǒng)和諧為其觀測視域和理論致思,體現(xiàn)了獨具特色的東方智慧。建設和諧文化和確立和諧思維方式,必須以繼承中國傳統(tǒng)和合思想為基礎,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chuàng)新,在繼承和創(chuàng)新的實踐中開創(chuàng)中華文化復興的新篇章。
中國和合文化傳統(tǒng)源遠流長,積淀深厚。在構建主義和諧社會和建設和諧文化的偉大實踐中,開掘優(yōu)秀的中華和合文化傳統(tǒng),積極繼承這份寶貴的思想遺產,在改造和重釋的基礎上使之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的轉生,并最終重現(xiàn)中華文化復興的輝煌,是一項重要的前提性的思想工作和理論任務。這不僅是因為任何新文化的創(chuàng)造都不能脫離已有的思想傳統(tǒng),而且因為承續(xù)和改造滲透和存活于現(xiàn)實中的傳統(tǒng)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創(chuàng)造活動。
一、和合思維是中華和合傳統(tǒng)的精髓
中華和合傳統(tǒng)作為一種古老而又鮮活的文化具有極強的穿透力和伸張性,它廣泛地滲透在和諧、和諧、和諧思想、和諧社會、和諧人際、和諧身心、和諧生活、和諧生態(tài)等諸多方面,但貫穿其中的精髓、靈魂、本根、命脈是和合辯證思維或稱和合辯證法。正如馬克思所說,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都集中在里!睂τ谝粋時代來說,哲學既從總體上最高度地概括各種文化的已有成果,又從本質上最深度地反映文化的根本特性。而辯證方法作為真正的哲學本體論,作為最抽象的形而上的思維,處在哲學體系的最高位置,是哲學的大腦和心臟。因此,可以說,在上下5000年的中華文明發(fā)展中,和合辯證思維是貫穿其中的文化之根和文化之魂。
2O世紀90年代中期,筆者就開始從辯證法的形態(tài)人手思考中國傳統(tǒng)辯證法的和合特點問題,并把它作為我的博士論文的選題。在長期的教學和科研中,筆者逐漸體認到,在中國傳統(tǒng)的陰陽和諧、天人合一、主客依存、和同之辯中蘊含了一種具有獨特價值和別具特色的辯證思維,它代表了典型的東方智慧特征,在統(tǒng)一的人類辯證思維的發(fā)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但是,長久以來,我們對它的價值和意義卻認識不夠,甚至當作保守和落后的東西,將其視為糞土。這些年來,特別是20世紀9O年代中期以來,理論界逐漸認識到中國傳統(tǒng)“和”文化的獨特價值,但對這種價值并沒有上升到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予以認識。畢竟人們受“左”的教條主義思維的束縛太久太深,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或許人們在經(jīng)過多次正反兩個方面生活實踐的磨礪之后,會逐漸認識到教條主義思想的危害,但是,真正從辯證法的高度識別教條主義思維的表現(xiàn)及其錯誤就不那么容易了。這對于那些專門從事哲學研究的人也不例外。不少搞哲學的人至今仍然認為,辯證法的概念、范疇、命題、觀點、原理及其形態(tài),都具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最大的普適性,而且辯證法的形態(tài)只能是單元和單一的,理由似乎很簡單,因為它是哲學方法論。實際上,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與別的學科的理論觀點一樣,也有其適用的時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同樣會向反面轉化。例如,一分為二,作為對立統(tǒng)一辯證方法的中國式表達,它的適用范圍就不是無限的,世界上許多事物可能是一分為三、一分為四、一分為五,或一分為多,把它們作“多分法”的分析也許更方便揭示事物的本質規(guī)律;同時,一分為二、合二而一、一分為多,也體現(xiàn)了不同哲學形態(tài)的方法論維度,我們只有把它們真正辯證地統(tǒng)一起來,對事物作多維的分析和思考,才能全面認識和把握事物的本質。
現(xiàn)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提出了“和諧”的概念。和諧文化建設不僅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而且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偉大實踐的理論升華。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央領導又在多次講話中,強調把崇尚和諧、維護和諧內化為“和諧思維方式”的重要性。和諧思維方式是和諧文化的內核,是和諧精神與和諧理念在思想方法上的集中反映,是和諧文化的神髓所在。它與中國傳統(tǒng)的和合辯證思維一脈相承、血脈相連,因此,建設和諧文化,確立和諧思維,就必須繼承和弘揚中國和合文化傳統(tǒng)尤其是和合辯證思維,在吸取新的實踐經(jīng)驗和科學文化成果的基礎上,使其在現(xiàn)代的“和諧文化”與“和諧思維方式”中獲得新的創(chuàng)生。
二、和合思維體現(xiàn)了獨具特色的東方智慧
中華和合思維與的唯物辯證法的關系如何呢?這是我們在探討這個論題時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有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作為最高形態(tài)的辯證思維方法,是唯一正確的思維方式,它代表了人類科學思維的根本準則,其他的思維和新的思維成果只能是從某一個方面論證或應證它,而不可能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辯證法體系,F(xiàn)在不是也有人用這樣的眼光來看待“和諧文化”與“和諧思維方式”嗎?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作為“統(tǒng)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它的實質和核心是“對立統(tǒng)一”即矛盾,而不是和諧;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作為唯一正確的思維方式,它主張的是矛盾分析方法,而不是和諧思維方式。這種觀點看似非!罢凇焙汀罢y(tǒng)”,其實,它既違反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實質,也背離人類辯證法發(fā)展的客觀。誠然,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是人類科學思維的結晶,代表了現(xiàn)時代辯證法發(fā)展的最高發(fā)展水平,但不能說它就是人類辯證思維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也不能說它就是人類惟一正確的思維方式。唯物辯證法首先對自身采取唯物辯證的態(tài)度,認為它至多只是代表了人類思維無限發(fā)展長途中的一個階段即現(xiàn)時代的最高成就,只是為人類通向更深刻、更全面、更科學的思維開辟了更加廣闊的道路,而不是辯證思維發(fā)展的終結。同時,唯物辯證思維也要求我們承識人類辯證思維形態(tài)的多樣性。由于世界的無限廣大和認識對象的無限豐富,亦由于人類認識世界和觀照對象的致思取向的多向度和多維性,任何辯證法形態(tài)都不可能超越思維的觀測視域,“全息”地、毫無遺漏地把握世界的全部本質屬性,這是整個人類無限發(fā)展著的認識才能完成的任務。人類認識的這種辯證本性決定了辯證思維的形態(tài)必然是多元和多樣的,不會也不可能只存在一種辯證法的理論形態(tài),哪怕這種理論形態(tài)代表了這個時代的最高水平。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和中國傳統(tǒng)的和合辯證法的關系就是這樣。
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繁衍生息、生產生活和哲學探索中,逐漸形成了一種獨具東方智慧特色的和合辯證法體系。這種辯證法的獨特性就在于從“和合”的視域出發(fā),對事物的內在矛盾性和系統(tǒng)性中的同一性、統(tǒng)一性、平衡性、協(xié)調性、有序性、互補性、互滲性進行了具體的探討,揭示了其在事物發(fā)展中的作用機理及其本質規(guī)律!昂汀痹谥惺且粋內涵十分豐富的基本哲學范疇,它與“同”相對,是指事物內部諸多差異要素的和諧有序與有機融合。自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并論證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命題之后,齊國晏嬰又進一步從“可否”相和的角度發(fā)揮了“和合”辯證思想。后來的和則分別從哲學本體論與人倫的角度闡釋和發(fā)展了“和合”思維。特別是的“中庸”或“中和”之道,從本體論和方法論相統(tǒng)一的基礎上論述了如何達到“和合”的正確途徑,為抽象的和合哲學理論與生活實踐的結合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應該說,從史伯、晏嬰到、孔子,“和合”辯證法的基本思想已初步形成。它奠定了后來中國2000年多年辯證法發(fā)展的“軸心”思想與“和合”傳統(tǒng)。
那么,中國的和合辯證思維與西方的辯證傳統(tǒng)相比究竟有什么獨特之處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曾直截了當?shù)胤Q自己的辯證法為“矛盾辯證法”。針對杜林對“矛盾辯證法”的攻擊,恩格斯指出,“矛盾辯證法在從古希臘人起直到目前為止的中所起的作用”,是包括杜林在內的任何人所否定不了的L3]。列寧更一步提出了矛盾斗爭的絕對性和同一性的相對性原理。他說:“對立面的統(tǒng)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斗爭是絕對的,正如發(fā)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顯然,這里所說的斗爭的絕對性和同一的相對性,并不是說斗爭和對立可以離開同一、統(tǒng)一而存在,或者說,在事物發(fā)展的質變階段,只有斗爭性而沒有同一性,這是不可能的;提出斗爭的絕對性恰恰在于突出“矛盾辯證法”所關注的“變易性”和“否定性”原則。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所說的:“辯證法在對現(xiàn)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xiàn)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xiàn)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這里,馬克思把對現(xiàn)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把批判性和革命性看作辯證法的本質,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辯證法所堅持的是“否定性”的思維原則。
中國傳統(tǒng)辯證法與西方傳統(tǒng)不完全相同。如果說西方傳統(tǒng)在理論致思上屬于“矛盾辯證法”的話,那么,中國傳統(tǒng)則屬于“和合辯證法”!懊苻q證法”強調的是“否定性”的原則,“和合辯證法”突出的則是“和諧性”的原則。與“矛盾辯證法”一樣,中國傳統(tǒng)的和合辯證法主要探討的也是“對立面的統(tǒng)一”,這些對立面之間不僅存在著本質和屬性上的差別和差異,而且存在著對立和斗爭!耙运剿^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國語·鄭語》),只有不同的他物之間相互作用,才能產生和合體;“若以同裨同,盡乃棄也”(《國語·鄭語》),假如相同事物之間進行結合,那么它的發(fā)展也就完結了。故差異和對立是和諧產生的前提,“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國語·鄭語》),只有一種相同的元素是無論如何形成不了“和諧”的。在這一重要的前提性問題上,中國的和合辯證思維與西方的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矛盾辯證法”是一致的。但是,在“對立面”的同一性或統(tǒng)一性的問題上,中國傳統(tǒng)的和合辯證思維顯示了獨特的理論致思,這就是深入到事物內部,集中地對“對立面”的同一性即其和調性、協(xié)同性、有序性、平衡性、互補性、互濟性展開了具體細致的探討,揭示了其在事物變化和發(fā)展中的作用及其內在機制。由于理論取向的不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雖然也論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及其在事物發(fā)展中的作用,但它只是把“同一性”作為對立面賴以存在的“居所”以及為其實現(xiàn)向反面轉化提供由此達彼的“橋梁”來看待的,這就是為什么“同一性”有時被界定為保守性即保持舊事物存在的原因。盡管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哲學教科書加入了同一性在事物發(fā)展中作用表現(xiàn)的內容,但那只是舉例式的說明,而不是哲學的論證,完全是外加上去的。因“觀測視角”的制約,在一個矛盾辯證法的體系內,企圖同時對矛盾同一性的作用機理進行具體剖析,就像人想觀看自己的后背一樣是不可能的。中國傳統(tǒng)的和合辯證法與此正好相對應,它把哲學的“眼睛”安放在后背,因而能看見矛盾辯證法所看不到的東西,這正是它的獨特的貢獻和智慧特色所在,也是它能與西方的矛盾辯證法相互補充、交相輝映的原因所在。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的和合辯證思維不僅具有樸素的“對立相和”的辯證法思想,而且包含了樸素系統(tǒng)論的思想萌芽!昂秃稀辈粌H是陰陽和諧、對立和諧,而且是雜多和諧、系統(tǒng)和諧!耙酝僚c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國語·鄭語》)故“和”作為多樣性的統(tǒng)一,它又表達了系統(tǒng)論的基本要點,“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命題,所概括的實質上是系統(tǒng)論基本思想。把樸素的對立和諧辯證法與樸素的系統(tǒng)和諧辯證法有機地“和合”在一起,使“和合”性的原則與“和合”的思維盡顯無遺,這是中國傳統(tǒng)和合辯證思維的又一特色。
三、和合辯證思維對建設和諧的時代意義
“和諧文化”是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首次提出來的一個嶄新概念,是《決定》最引人注目的閃光點。我們說它是一個“嶄新概念”,倒不在于過去沒.有人提出過。實際上,我國古代的思想家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提出來了。但是,對于我們黨來說,在正式的文件和文獻中提“和諧文化”卻是第一次,其意義是十分重大的,它標志著我們黨在文化理論、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上的一個重大轉換和突破。和諧文化概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設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是新的條件和歷史任務在文化觀念上的必然反映,是我們黨由過去的革命戰(zhàn)爭時期轉到現(xiàn)在的和平建設時期文化理論創(chuàng)新的必然表征。所謂和諧文化,是指以和諧為核念、基本原則和價值取向的一種文化形態(tài)和文化特性。和諧文化重在崇尚和諧、追求和諧、維護和諧、創(chuàng)造和諧,從和諧的視角觀察對象,用和諧的思想分析事物,用和諧的態(tài)度對待問題,用和諧的方式處理矛盾,用和諧標準評判效果,培育和諧的理念,倡導和諧的精神,使和諧觀念內化為人們的一種思想信念、心理結構、思維方式、行為習慣、價值標準、情趣,外化為一種準則、生活習俗、風土人情、文化產品、制度,在全社會形成一種人人講和諧、個個促和諧、創(chuàng)建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
在和諧文化的建設中,和諧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確立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哲學思維在任何一種形態(tài)的文化中都具有統(tǒng)帥的作用,它為這種文化的產生、變化、發(fā)展和提供基本的原則、理念以及賴以成立的內在根據(jù),同時也從總體上把千差萬別的文化現(xiàn)象按其內在的本質貫穿和整合起來,使之形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和諧整體。沒有哲學思維,對于一個人來說,其內在的靈魂就失去了賴以安頓的精神家園;對于一個來說,其凝聚的信念就失去了得以穩(wěn)固的精神支柱。正如黑格爾所說的,一個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沒有哲學思維,“就象一座廟,其他各方面都裝飾得富麗堂皇,卻沒有至圣的神那樣!
因此,和諧文化建設必須以和諧哲學思維為基礎。但是,和諧的哲學思維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只能從繼承和改造傳統(tǒng)的和合辯證思維才能獲得。我國具有深厚的和合辯證思維的傳統(tǒng),雖然它處在樸素的水平,有些思想甚至隱含在神秘的卜筮和讖緯迷信中,但是,其核心的理念以及基本的原則和精神在經(jīng)過改造和重新詮釋之后,卻能升華為科學的概念和思想。正如毛澤東對“實事求是”這一古代成語的改造一樣,我們對傳統(tǒng)和合思維的態(tài)度也是這樣。例如,“和合”、“中和”、“一分為二”、“合二而一”、“無物不陰陽”、“凡物必有合”、“萬物莫不有對”、“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及陰陽相生、相求、相召、互補、互濟、和順、合德等等概念和思想,在一般哲學的意義上都能為我所用,我們需要做的工作,一是剔除其中非科學的猜測、臆造、想像乃至迷信的成分;二是給予現(xiàn)代的闡釋和論證,使其由建立在原來五行、八卦、元氣等樸素水平上的思想上升到科學的高度。
沒有對中國傳統(tǒng)和合思想的繼承和改造,就不可能建設現(xiàn)代意義的和諧文化。正反兩方面的實踐經(jīng)驗已經(jīng)證明,任何撇開中華5000年深厚文化傳統(tǒng)來談所謂文化建設的做法,都是不會成功的!昂椭C文化”這個概念本身就具有濃郁的中國特色,充溢著濃厚的中華精神,是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歷史和現(xiàn)實有機結合的生動體現(xiàn)。因此,建設和諧文化首先必須繼承優(yōu)秀的民族傳統(tǒng),在此基礎上進行創(chuàng)新。正是在這種繼承和創(chuàng)新相統(tǒng)一的歷史實踐中,古老的和合思想將在現(xiàn)代和諧文化建設中重獲新生,而新的和諧文化在吸取了傳統(tǒng)和合文化的一點血脈之后將日益充盈壯大,以特有的中華文化的魅力展現(xiàn)于世界面前,這將是中華文化復興的新開端和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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