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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學思想的現(xiàn)代展開方式

時間:2024-10-10 08:16:05 文學畢業(yè)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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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學思想的現(xiàn)代展開方式

對上一世紀有關古典文學思想的成果,應該有一個性的思考。這里就相關略陳管見。
長期以來,學科分工所造成古代與爾疆彼界。是否可以嘗試另外的思路:既突破“古”“今”之間的學術疆界,又不至于混淆“古”“今”之間的學術界限,在細心的辨析中總攬相關學科之間并行而又互相糾纏的生動景觀。比如,20世紀新文藝學體系的建構,不可能不與20世紀古典文學思想的研究發(fā)生糾葛。既然如此,當我們回顧百年中的古典文學思想研究時,就不能只限于考察現(xiàn)代學人對傳統(tǒng)批評著作和傳統(tǒng)批評理論的興趣,而應該同時考察他們的這種興趣實際輻射到哪些現(xiàn)代文學思想領域。要之,由于我們所關注的對象是現(xiàn)代的文學思考者對古典文學思想的思考,又因為20世紀的新文學有著與傳統(tǒng)文學全然不同的文化價值追求,所以,沿著“現(xiàn)代”與“古典”并存而糾纏的雙行思路去探詢,應是題中應有之義。
首先,我們先關注一下王國維。受西方文化的現(xiàn)代學人,很容易覺得文化思想在整體上擅長于歷史敘述而缺乏思考,于是,出于批判改造之意,必然要引西人思辯之長以改造傳統(tǒng)文化思想。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就既是傳統(tǒng)詞學批評的一種延續(xù),又是20世紀新學人批判舊說而另立新說的“先鋒”行為。換言之,王氏既可以看作是新文藝學思想的奠基者,又可以看作是治傳統(tǒng)文學批評的先行者,這雙重屬性恰恰也是當時中國之文化形勢的生動體現(xiàn)。在某種意義上,王國維的研究,已經在嘗試著20世紀末人們所說的“轉型”;為什么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人們還在吁求“轉型”呢?
“轉型”必需的前提就是不因循既定的格式套路。一般研究者多認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作為現(xiàn)代學科的確立,是以黃侃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心雕龍》課程并最終寫成《文心雕龍記》為標志的。循著這種規(guī)范的學術思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或者被確認為傳統(tǒng)文學批評的自然延續(xù),或者被確認為同其《紅樓夢評論》一樣,是當時以西方思潮為動因而展開的新文學批評,總之是不宜拿它來當20世紀古典文學批評之研究的開山著作!而現(xiàn)在想提請大家討論的是:這樣一種規(guī)范的思路,是否可以與另一種思路連通?我認為是有必要的。
于是,可以嘗試雙行思路。而一旦超越了單行思路,就會生成為多維思路。王運熙先生曾呼吁過,古代文學批評的研究,應該重視作家作品評論中所具體展開的古典文學思想。這一呼吁得到了學界的廣泛響應。舉一反三,我們其實還可以意識到,在進入20世紀以后,古典文學思想的展開方式將是多維的:既可以在純粹的古典文學思想以及古代文學批評史的專門化研究中展開,又可以在具備了新與舊、中與西之思想沖撞運動的文學批評實踐中展開,還可以在新世紀人們創(chuàng)建民族文學理論體系的思考中展開,等等。其中,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中國走向更加開放的大形勢下展開的學術思維,不可能不具備中西比較的思維態(tài)勢,但這必須是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不宜因循于既定的比較模式。比如,人們早已習慣了這樣的認識:西方文化善于邏輯推理,中國文化善于直覺感悟,其實,我們何妨一問:那種被稱作邏輯的東西,是否可以有不同的表現(xiàn)形態(tài)?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去發(fā)現(xiàn)百年以來人們以西方邏輯思維模式審視中國古典文學思想時所可能出現(xiàn)的錯覺和誤解。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嘗試著去發(fā)現(xiàn)中國古典文學思想,以及其所體現(xiàn)的哲學思想、美學思想、思想等所具有的邏輯理性——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種邏輯理性。
不論是多維展開方式的確認,還是對中國傳統(tǒng)邏輯理性的“證明”,都要求我們具備一個“思想者”所應該有的強烈的“問題意識”,捕捉真正的“問題”,于是就成為我們最為艱巨的學術任務。在這里,有以下幾個“問題”,希望能引起人們的關注:
古典文學思想的現(xiàn)代延伸方式與現(xiàn)代高校文學。只要回顧一下已經流行起來的古典文學批評方面的研究著作,就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很多是作為高校文科教材或教學書而出現(xiàn)的,于是,大學文科教育就自然成了古典文學思想之現(xiàn)代延伸方式的基礎,也自然就成了我們的基本關注點。百年以來中國高等學校的文學教育思路,以及其中相應的古典文學的,究竟有哪些“問題”值得思考呢?

“文學思考者”的漢語文化情結。20世紀,對來說,意味著新文化的產生和,而因為這種新文化又是西方文化與中國國情的結合,所以,也就意味著西學東漸、洋學華化的歷史過程。身處這一歷史過程之中,而就文學之價值進行思考的中國現(xiàn)代的“文學思考者”,之所以始終不曾放棄對中國古典文學思想的關注,說透了,有一種民族文化意識在起作用。盡管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而反對文言,并因此而產生了現(xiàn)代漢語,但是,一旦提到民族文化情結的層次上,一切就融會為整合性的漢語文化意識了。既然文學具有作為語言的性質,那么,漢語文化環(huán)境中的文學以及文學思想,就應該具有超越而貫通古今的一致性。要之,關注于這種古今一致的漢語文化語境——民族文化情結,就有可能合理解釋20世紀百年以來所有文學性思考的古今兩難之題。
中國特色文學原理的古典形態(tài)。直到現(xiàn)在,人們一般用以和評價文學現(xiàn)象的基本原理,基本上是來自西方的——無論古典的還是現(xiàn)代的、甚至后現(xiàn)代的,于是,已經有人呼吁建構中國特色的文學原理體系。不言而喻,文學原理必然具有可以解釋一切文學現(xiàn)象的普遍有效性。同樣,解釋行為本身卻是受民族話語限定的。唯其如此,普遍性并不等于絕對性。對于中國人來說,20世紀實際上有一個運用西方文學原理解釋傳統(tǒng)文學歷史的過程,現(xiàn)在,是應該反思這一過程的時候了。反思的目的在于激起原創(chuàng)性的思考,要想建構起真正可以解釋一切的中國特色文學原理,首先必須參照西方文學原理以確認中國特色文學原理的古典形態(tài),一個只能解釋現(xiàn)代百年中國文學現(xiàn)象的文學原理,是無論如何也撐不起中國特色文學原理這一思想大廈的。一個由漢語表述體系所表述的文學原理,首先就體現(xiàn)在古典文學思想這一中國特色文學原理的古典形態(tài)上。在對這一形態(tài)的認識上,百年以來人們究竟作了些什么,是很值得回顧和反思的,尤其需要就文學原理建構涉及的一些關鍵問題進行思考,并提出帶有原創(chuàng)性的建議。
最終,通過這種對古典文學思想之現(xiàn)代展開方式的多維而思辯性的關照,我們將更加深入地體會到所謂真正“現(xiàn)代”的思想與文化的包容性,同樣,也有助于從學理上體會“古典”與“現(xiàn)代”之間的通融性。稍微引申一點講,“古典”與“現(xiàn)代”會具有互相塑造的功能,在文學藝術的創(chuàng)作中是這樣,在文學及藝術思想的建設中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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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學思想的現(xiàn)代展開方式

對上一世紀有關古典文學思想的成果,應該有一個性的思考。這里就相關略陳管見。
長期以來,學科分工所造成古代與爾疆彼界。是否可以嘗試另外的思路:既突破“古”“今”之間的學術疆界,又不至于混淆“古”“今”之間的學術界限,在細心的辨析中總攬相關學科之間并行而又互相糾纏的生動景觀。比如,20世紀新文藝學體系的建構,不可能不與20世紀古典文學思想的研究發(fā)生糾葛。既然如此,當我們回顧百年中的古典文學思想研究時,就不能只限于考察現(xiàn)代學人對傳統(tǒng)批評著作和傳統(tǒng)批評理論的興趣,而應該同時考察他們的這種興趣實際輻射到哪些現(xiàn)代文學思想領域。要之,由于我們所關注的對象是現(xiàn)代的文學思考者對古典文學思想的思考,又因為20世紀的新文學有著與傳統(tǒng)文學全然不同的文化價值追求,所以,沿著“現(xiàn)代”與“古典”并存而糾纏的雙行思路去探詢,應是題中應有之義。
首先,我們先關注一下王國維。受西方文化的現(xiàn)代學人,很容易覺得文化思想在整體上擅長于歷史敘述而缺乏思考,于是,出于批判改造之意,必然要引西人思辯之長以改造傳統(tǒng)文化思想。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就既是傳統(tǒng)詞學批評的一種延續(xù),又是20世紀新學人批判舊說而另立新說的“先鋒”行為。換言之,王氏既可以看作是新文藝學思想的奠基者,又可以看作是治傳統(tǒng)文學批評的先行者,這雙重屬性恰恰也是當時中國之文化形勢的生動體現(xiàn)。在某種意義上,王國維的研究,已經在嘗試著20世紀末人們所說的“轉型”;為什么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人們還在吁求“轉型”呢?
“轉型”必需的前提就是不因循既定的格式套路。一般研究者多認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作為現(xiàn)代學科的確立,是以黃侃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心雕龍》課程并最終寫成《文心雕龍記》為標志的。循著這種規(guī)范的學術思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或者被確認為傳統(tǒng)文學批評的自然延續(xù),或者被確認為同其《紅樓夢評論》一樣,是當時以西方思潮為動因而展開的新文學批評,總之是不宜拿它來當20世紀古典文學批評之研究的開山著作!而現(xiàn)在想提請大家討論的是:這樣一種規(guī)范的思路,是否可以與另一種思路連通?我認為是有必要的。
于是,可以嘗試雙行思路。而一旦超越了單行思路,就會生成為多維思路。王運熙先生曾呼吁過,古代文學批評的研究,應該重視作家作品評論中所具體展開的古典文學思想。這一呼吁得到了學界的廣泛響應。舉一反三,我們其實還可以意識到,在進入20世紀以后,古典文學思想的展開方式將是多維的:既可以在純粹的古典文學思想以及古代文學批評史的專門化研究中展開,又可以在具備了新與舊、中與西之思想沖撞運動的文學批評實踐中展開,還可以在新世紀人們創(chuàng)建民族文學理論體系的思考中展開,等等。其中,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中國走向更加開放的大形勢下展開的學術思維,不可能不具備中西比較的思維態(tài)勢,但這必須是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不宜因循于既定的比較模式。比如,人們早已習慣了這樣的認識:西方文化善于邏輯推理,中國文化善于直覺感悟,其實,我們何妨一問:那種被稱作邏輯的東西,是否可以有不同的表現(xiàn)形態(tài)?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去發(fā)現(xiàn)百年以來人們以西方邏輯思維模式審視中國古典文學思想時所可能出現(xiàn)的錯覺和誤解。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嘗試著去發(fā)現(xiàn)中國古典文學思想,以及其所體現(xiàn)的哲學思想、美學思想、思想等所具有的邏輯理性——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種邏輯理性。
不論是多維展開方式的確認,還是對中國傳統(tǒng)邏輯理性的“證明”,都要求我們具備一個“思想者”所應該有的強烈的“問題意識”,捕捉真正的“問題”,于是就成為我們最為艱巨的學術任務。在這里,有以下幾個“問題”,希望能引起人們的關注:
古典文學思想的現(xiàn)代延伸方式與現(xiàn)代高校文學。只要回顧一下已經流行起來的古典文學批評方面的研究著作,就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很多是作為高校文科教材或教學書而出現(xiàn)的,于是,大學文科教育就自然成了古典文學思想之現(xiàn)代延伸方式的基礎,也自然就成了我們的基本關注點。百年以來中國高等學校的文學教育思路,以及其中相應的古典文學的,究竟有哪些“問題”值得思考呢?

“文學思考者”的漢語文化情結。20世紀,對來說,意味著新文化的產生和,而因為這種新文化又是西方文化與中國國情的結合,所以,也就意味著西學東漸、洋學華化的歷史過程。身處這一歷史過程之中,而就文學之價值進行思考的中國現(xiàn)代的“文學思考者”,之所以始終不曾放棄對中國古典文學思想的關注,說透了,有一種民族文化意識在起作用。盡管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而反對文言,并因此而產生了現(xiàn)代漢語,但是,一旦提到民族文化情結的層次上,一切就融會為整合性的漢語文化意識了。既然文學具有作為語言的性質,那么,漢語文化環(huán)境中的文學以及文學思想,就應該具有超越而貫通古今的一致性。要之,關注于這種古今一致的漢語文化語境——民族文化情結,就有可能合理解釋20世紀百年以來所有文學性思考的古今兩難之題。
中國特色文學原理的古典形態(tài)。直到現(xiàn)在,人們一般用以和評價文學現(xiàn)象的基本原理,基本上是來自西方的——無論古典的還是現(xiàn)代的、甚至后現(xiàn)代的,于是,已經有人呼吁建構中國特色的文學原理體系。不言而喻,文學原理必然具有可以解釋一切文學現(xiàn)象的普遍有效性。同樣,解釋行為本身卻是受民族話語限定的。唯其如此,普遍性并不等于絕對性。對于中國人來說,20世紀實際上有一個運用西方文學原理解釋傳統(tǒng)文學歷史的過程,現(xiàn)在,是應該反思這一過程的時候了。反思的目的在于激起原創(chuàng)性的思考,要想建構起真正可以解釋一切的中國特色文學原理,首先必須參照西方文學原理以確認中國特色文學原理的古典形態(tài),一個只能解釋現(xiàn)代百年中國文學現(xiàn)象的文學原理,是無論如何也撐不起中國特色文學原理這一思想大廈的。一個由漢語表述體系所表述的文學原理,首先就體現(xiàn)在古典文學思想這一中國特色文學原理的古典形態(tài)上。在對這一形態(tài)的認識上,百年以來人們究竟作了些什么,是很值得回顧和反思的,尤其需要就文學原理建構涉及的一些關鍵問題進行思考,并提出帶有原創(chuàng)性的建議。
最終,通過這種對古典文學思想之現(xiàn)代展開方式的多維而思辯性的關照,我們將更加深入地體會到所謂真正“現(xiàn)代”的思想與文化的包容性,同樣,也有助于從學理上體會“古典”與“現(xiàn)代”之間的通融性。稍微引申一點講,“古典”與“現(xiàn)代”會具有互相塑造的功能,在文學藝術的創(chuàng)作中是這樣,在文學及藝術思想的建設中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