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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在中國詞史的重要地位和貢獻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一字和仲,號鐵冠道人、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蘇軾在中國詞史的重要地位和貢獻,希望大家喜歡。
蘇軾在中國詞史上的地位不可磨滅。本文從其思想、人生觀、文藝觀等入手,并透過其作品的風格創(chuàng)新、特色、意境、詞學淵源及其詞學改革、流派、歷史影響等方面的分析,較為完整地剖析其整個詞學體系的嬗變過程和詞學創(chuàng)作的脈絡(luò),對其在中國詞史的重要地位和貢獻略作芻議。
蘇軾(1037—1101),字子瞻,別號東坡,北宋著名的文學家、詞人,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全能式(文、書、畫等)奇才。據(jù)研究,蘇軾進入詞壇較晚,蘇軾在《與鮮于子駿》信中說道:“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毙胖兴^“近卻頗作小詞”,即指熙寧八年(公元1075,四十歲)所作《江城子·記夢》、《雨中花·初至密州》等詞,此在《東坡樂府》中亦得到印證。然而短短幾年的關(guān)于詞的創(chuàng)作中,蘇軾的才華就已得到巨大的體現(xiàn),在后來的整個詞學生涯中,蘇軾的詞學更是形成了獨特的風格乃至派別,持續(xù)而深遠地影響著整個中國詞學史。前人關(guān)于蘇軾的研究文獻可謂汗牛充棟,然而,在大量關(guān)于研究蘇軾對于中國詞史貢獻的文獻資料中,或囿于其人思想之探究,或囿于其文藝作品之剖析等等,都不約而同地人為割裂蘇軾本人(包括其出身、閱歷、思想等)與其作品之間的玄妙關(guān)系的探討,以致不能更加有效合理地科學分析蘇軾在詞史上的貢獻。據(jù)此,筆者試圖以蘇軾的思想作為主軸,以其作品作為副軸,對蘇軾的詞學成就進行研究。
一、蘇軾的思想及其詞學觀
蘇軾出身禮儀簪纓之家,一生思想深受儒、道、佛的影響,加上天生對于繪畫、書法等文藝的秉賦,這些都深刻地影響著蘇軾本人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思想,乃至于形成其本人獨特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理論和審美觀念,而這種種觀念又不斷地滲透在其詞學作品之中。
詞學在晚唐溫庭筠、馮延巳、南唐后主李煜等人“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的成功轉(zhuǎn)型以后,“詞為艷科”幾成定論。宋初由于天下舊亂而入治不久,綱紀敗壞,士風頹廢,文人詞作相互酬和,粉飾太平,形成了帶有卑弱浮靡之氣的“西昆派”局面。蘇軾之前,北宋詞壇依然盛行晏殊、歐陽修等被號為“詞中西昆”的詞學風格,而實質(zhì)上仍然沿承了五代遺風,只有到了一向主張創(chuàng)作不落窠臼的蘇軾手中才大發(fā)光彩。
首先,在蘇軾思想中,一種以“挺立士風”、“有補于世”的道德自覺和“載道”精神成為指導他本人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核心思想!盀樘斓亓⑿、為生民立道,為去圣續(xù)絕學,為萬事開太平”(張載 語)的儒師精神也正是蘇軾本人的終極理想,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早年的蘇軾洋溢著一股積極入世的情懷,在《沁園春·孤館燈青》中,他在“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之際回憶道:
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yōu)游卒歲,且斗樽前。
在該闕詞中,蘇軾回憶道自己少年初入京城時的意氣風發(fā),暢想著能夠憑籍自己的“胸中萬卷”,努力“致君堯舜”,實現(xiàn)古圣賢的大同理想。也正是這種積極樂觀的“入世”情懷,蘇軾作品中要求一種“載道”的道德教化的味道才顯得愈加濃烈。在《江城子·密州出獵》中, 他在射獵中抒發(fā)著自己的豪邁:
老夫聊發(fā)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jié)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疆場殺賊,為國捐軀,這正是這種濃烈的“載道”精神和努力踐履傳統(tǒng)“忠恕之道”的思想在作品的滲透和潛在體現(xiàn)。
其次是蘇軾詞學觀中的“務(wù)實”的思想。他在《答謝民師書》明顯提出作品反對“貴華而賤實”的藝術(shù)理論,而是認為作品應(yīng)該“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zhì)”,“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還進一步說“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1],強調(diào)作品中對于生活的真實感受,強調(diào)了心靈感觸的至關(guān)重要。比如他在著名的《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有》中所寫“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洋溢著對于其第子由的無限懷念之情,在《江城子》中所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中,對于亡妻的悲痛追憶等等,這些都是現(xiàn)實凝結(jié)在作者心中深深的傷痕印記,化成了他本人最為真摯的情感。
其三是作品中強調(diào)的“革新獨創(chuàng)”的精神。在《跋吳道子地獄變相》中,蘇軾這樣表達自己對于繪畫的藝術(shù)見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這也是蘇軾本人向來所秉持的一種不落窠臼和追求脫俗的藝術(shù)境界。比如蘇軾本人“以詩為詞”的詞學本體論的見解中,他認為詞應(yīng)該從詩歌中解放出來,然后再“細琢歌詞穩(wěn)稱聲”[2],使之韻律可歌,這本身就是一種創(chuàng)新精神的體現(xiàn)。此外,他本人對于“檃栝詞”的開創(chuàng)、本人自度《賀新郎》詞派、本人作品中突破“詞協(xié)音律”的藩籬等等,如后人評價說:“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盵3],都體現(xiàn)了其本人詞學觀中的革新和獨創(chuàng)的開辟精神。
其四是蘇軾追求“解放”的思想。這種“解放”的實質(zhì)是人文思想和自我精神的解放,并將這種自我解放的意識滲透到藝術(shù)作品中的過程,創(chuàng)作上則表現(xiàn)為作者對于傳統(tǒng)格律、傳統(tǒng)風格、傳統(tǒng)詞牌等的突破。誠如清代劉熙載在《藝概》中評價蘇詞說,“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從《東坡樂府》中可以看出,蘇詞的題材不僅融入傳統(tǒng)的男女戀情、離合悲歡之類的色彩,還更多地出現(xiàn)了田園風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懷古感今以及詠物記事等內(nèi)容,這是對于詞體裁的解放,格調(diào)的解放和思想境界的解放。蘇軾在《與蔡景繁書》中曾說:“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边@里所說的“新詞”即指他對于“檃栝詞”的創(chuàng)作,而在《與陳季常書》中也說:“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 這里所指的“新詞”又指他對于豪放詞的嘗試。葉嘉瑩先生認為蘇軾的作品中:“有馮延巳摯烈深沉的執(zhí)著,有李后主滔滔滾滾的奔放,有晏殊情中的思德圓融,有歐陽修疏雋豪放的意興和柳永開闊博大的氣象。”在蘇軾手里,詞體被解放,詞的境界被解放,詞人的精神被解放,正是這種強烈的解放思想的滲透才促使蘇軾成為繼往開來的“士大夫詞”的集大成者。
二、蘇詞的創(chuàng)作實踐及貢獻
蘇軾的思想融匯了儒、道、佛的三教精神,加之坎坷的仕途生涯,使之始終游離在“出世”與“入世”的矛盾之中,逐漸在其“道德人生”和“學問人生”中形成了他獨特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藝術(shù)審美的觀念,在詞學創(chuàng)作中則形成自己獨特的詞學觀,并將之深深地融匯在他自己的詞學創(chuàng)作之中,表現(xiàn)為:
(一)蘇詞的風格特色
從晚唐溫庭筠、韋莊等人所開創(chuàng)之“花間詞”,到南唐后主李煜“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詞”,再到“富貴詞人”晏殊、“婉約詞人”歐陽修等人的詞的風格嬗變過程中,蘇軾不僅對這種“花間詞”和“士大夫詞”均有所繼承,對于柳永的“慢詞”風格有所沿襲,并且還對于豪放詞有肇創(chuàng)之功,對于婉約詞有所開拓,并直接影響到后來辛棄疾之豪放詞風、姜夔之“清雅”詞風等。
首先是蘇軾本人對于“豪放詞”的開創(chuàng)。據(jù)《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東坡詞提要》言:“詞至晚唐以來,以清切婉麗為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一派……”高度評價了蘇軾對于艷麗風格嬗變和豪放風格肇創(chuàng)的意義。諸如在傳誦千古的名篇《念奴嬌·赤壁懷古》《江城子·密州出獵》《念奴嬌·中秋·憑高眺遠》之中,蘇軾縱橫恣肆,奔放灑脫,又如《八聲甘州·有情風萬里卷潮來》,其詞格調(diào)雄健頓挫、激昂排宕,乃至于后世盛譽他“橫放杰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4],“一洗綺羅香澤之態(tài),擺脫綢緲宛轉(zhuǎn)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5]。南宋蘇派詞人劉辰翁亦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這些議論都高度地評價了蘇軾的豪放詞創(chuàng)作和歷史意義。
其次是對于婉約詞的繼承和開拓。蘇軾的詞包羅萬象,體裁風格多元,在婉約詞方面也具有較高的造詣,并且難能可貴的是他還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婉約詞的藝術(shù)內(nèi)涵和境界。比如他在《水龍吟·次韻章質(zhì)夫楊花詞·似花還似非花》中的名句“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該詞被王國維贊為歷代詠物詞的最工,又如在《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全首: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對于極其平淡的景象,詞人卻能夠極其細膩地表達他的婉轉(zhuǎn)深情和傷懷情緒,極盡婉轉(zhuǎn)纏綿之思而不細碎,賦予詞以極其感人動情的藝術(shù)魅力,并且給人以《雎鳩》“哀而不傷”的藝術(shù)享受,難怪張炎在其著名詞評著作《詞源》中盛贊蘇詞“清麗舒徐,高出人表,為周(邦彥)、秦(觀)諸人所不能到!逼渌~作中,如《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被王士楨稱為:“恐屯田(柳永)緣情綺靡,未必能過!薄朵较场さ雷謰捎炚Z未成》被賀裳評為:“不在‘曉風殘月’之下!币陨暇f明了蘇軾不僅局限于“花間詞”的繼承,還能夠脫其窠臼,不作無病呻吟之語,又能感人肺腑之深的新的藝術(shù)境界。
(二)蘇詞意境的開辟
劉熙載在《藝概》中評價蘇詞“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誠然,他的詞幾乎囊括了從傳統(tǒng)的閨闈戀情、山水田園、詠物記事乃至于人生志趣、懷古感今之作,是故其詞的意境也豁然開朗,蔚然成觀。元豐二年己未 (1079,蘇軾四十四歲),案《東坡年譜》“七月,御史李定等交章彈劾所作詩文言涉訕謗,被逮!苯(jīng)歷此“烏臺詩案”,蘇軾的詞作和詞風也經(jīng)受了一場大洗禮,也成為他人生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一個里程碑,自此以后,蘇詞的境界獲得了巨大的飛躍,他的思想逐漸轉(zhuǎn)入“出世”的釋道空靈之中,此可從他元豐四年辛酉 (1081)作《東坡易傳》和次年即“筑東坡雪堂,自號東坡居士。[6]”等得到資證。此后他一連創(chuàng)作了系列在歷史上被廣為傳頌的優(yōu)秀詞篇。
總的考察,蘇軾豪放詞的意境多汪洋浩蕩,奔放恣肆,猶如天馬行空,自有不可羈勒之勢。如《白雨齋詞話·卷六》評價說“東坡心地光明磊落,忠愛根于性生,故此極超曠,而意極和平!弊钪氖撬S五年貶黃州以后作的《念奴嬌·赤壁懷古》,起句便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作者眺望浩蕩大江,與周邊蒼莽大地所凝合成的壯麗圖軸,胸中不禁激起無限愁思,問道在綿延的時間軸上,尚余多少風流人物?而這些人物卻已早早被這浩淼江水和滄瀾之浪淘盡矣!起句便將無限的歷史時空完美地凝結(jié)在作者的筆端之中,同時也一吐作者沉積多年的胸中塊壘,使人強烈地感受到作者博大的胸襟和豪邁的性情。據(jù)劉尊明先生研究,他認為蘇軾“以寫詩的豪邁氣勢和勁拔筆力來寫詞”“ 格調(diào)大都雄健頓挫、激昂排宕。[7]”使詞作仿佛“挾海上風濤之氣”(《花草蒙拾》),如《八聲甘州》“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筆勢如“突兀雪山,卷地而來”(《素庵手批東坡詞》);《滿庭芳》“三十三年,今誰存者”,格力挺拔,語句遒勁。正是這種“詞家李白”的境界才使得后世形成了獨特的“蘇門四學士”和“豪放詞派”等追崇群體。
蘇軾是個詞作的“千手觀音”,在婉約詞方面,蘇詞的境界又變得婉轉(zhuǎn)而不妖艷,柔情而不頹廢,感愴而不傷神。譬諸在他貶居黃州,而在定惠院寓居所作《卜算子·缺月掛疏桐》一首,意境上,“缺月”“疏桐”“漏斷”“孤鴻”幾個意象的組合,塑造了一個極其幽邃和靜謐的環(huán)境,襯托了極其寂寞、孤苦的心境,最后又以孤鴻自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蓖赋鲆唤z凄愴的寒意,極盡哀婉纏綿之情思。正如胡寅在《酒邊詞序》所言:“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tài),擺脫綢繆婉轉(zhuǎn)之度!谑恰痘ㄩg》為皂隸,而耆卿為輿臺矣!贝瞬⒎且缑乐~,而正是指出了蘇軾對于柳永、晏殊、李煜、馮延巳和歐陽修等人以來的“慢詞”、“富貴詞”、“花間詞”再到“士大夫詞”的脈絡(luò)遞承和弘揚革新,一變“伶工之詞”的格調(diào)和境界,這可以從《昭君怨·誰作桓伊三弄》《減字木蘭花·春月·春庭月午》和著名的《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等作品考察中得出,而這也正是他本人在《與鮮于子駿書》中所說的“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的婉約詞的創(chuàng)作。
(三)蘇軾的詞學改革
上文中論述到蘇軾詞學觀中的革新思想,這種革新思想滲透在作品中則表現(xiàn)為蘇軾本人對于詞學體裁、韻律等方面的革新。宋代劉辰翁在《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边@正突出了其對于詩詞歌賦等各種體裁在融會貫通基礎(chǔ)上滲透至詞學的創(chuàng)新之處。據(jù)筆者統(tǒng)計,在蘇軾現(xiàn)存三百四十多首詞中,其主要革新貢獻體現(xiàn)在以下方面:
一是體裁的革新。蘇軾在四十歲左右才進入詞壇,那正是“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的年代,而他在《與鮮于子駿》信中說道:“近卻頗作小詞,……數(shù)日前獵于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jié),頗壯觀也。”文章提及的“小詞”,當指熙寧八年所作《江城子·記夢》、《雨中花·初至密州》、《江城子·密州出獵》等詞,這充分說明了蘇軾一開始就以扭轉(zhuǎn)詞壇浮夸頹靡之風為由而進行嘗試了。由于蘇詞“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 劉熙載《藝概》),其體裁遍及懷古、政論、閨闈、悼亡、詠物、言志等等,于是一新天下耳目,一辟宋詞新局面。如他最早的豪放詞《江城子·密州出獵》里,其恢弘志氣足以使“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jié)”,如其著名的詠月作《水調(diào)歌頭·中秋》則被王國維譽為“宋詞第一”, 又如元豐元年(1078),蘇軾在徐州太守任上所寫的五首《浣溪沙》,不僅堅持了他一貫的“以詩為詞”的詩學本體論,還加入了俚語,使之具備濃烈的鄉(xiāng)村生活氣息。
二是詞學韻律的變革。長久以來學界對于蘇詞是否“協(xié)律”的問題頗有微詞,筆者在此做點芻議?贾凇蹲砦滩佟ぷ孕颉分袑τ凇昂闷嬷可蜃衤勚,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中“節(jié)奏疏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絕倫!钡脑u價和“細琢歌詞穩(wěn)稱聲[8]”、 王灼“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制得七八。[9]”等條,歷史上基本認可蘇軾本人知曉音律的結(jié)論。然而像李清照等以為蘇詞“不諧音律者”、“句讀不葺之詩”的見解實正是陸游:“先生非不能歌,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焙退稳送踝疲骸皷|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10]”所言。而蘇軾的這種大膽的革新也正是其本人努力于詞的解放的理想,是其對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現(xiàn)實踐履,強調(diào)不以韻律的邊框限制而束縛詞的境界。
三是新詞體和新詞牌的開創(chuàng)。首先是關(guān)于“檃栝詞”的開創(chuàng)!皺a栝”有度量之義,櫽括詞體乃指將詩文剪裁改寫為詞的形式。蘇軾是首先引申進了檃栝詞體并為之實踐的人,比如其《哨遍》櫽括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其《水調(diào)歌頭》櫽括韓愈的《聽穎師琴詩》等,這是蘇軾詞學的一大貢獻。他在《東坡樂府》中提及,在其剛開始嘗試時“人俱笑其陋”,后“使家童歌之,……釋耒而和之,扣牛角而為之節(jié)”才感受到其魅力。曹冠在櫽括蘇軾《赤壁賦》序時說:“東坡采歸去來詞作《哨遍》,音調(diào)高古。”對其創(chuàng)作深表贊譽。其次是蘇軾自度新曲的貢獻。在“令引近慢”的詞牌格調(diào)之中,蘇軾不僅有所繼承、改造,可貴的是他尚能夠“自度曲”以開創(chuàng)新詞牌,比如對于唐代詞牌《浣溪沙》,蘇軾以46首之多高居唐宋詞作量之首,將一首并不起眼的小令詞進行大規(guī)模的創(chuàng)作;而其《水調(diào)歌頭》則得到宋詞作家胡仔“中秋詞自東坡《水調(diào)歌頭》一出,余詞盡廢”的評價,并且后世為之附和了大量的“用東坡中秋韻”、“用坡仙韻”的《水調(diào)歌頭》“和韻詞”;《念奴嬌》一調(diào)自蘇軾以后,則出現(xiàn)了如《百字令》、《百字歌》等約20余個的異名,而《赤壁詞》、《大江乘》等皆取義于東坡《赤壁懷古》一詞,成為宋詞長調(diào)中影響最大的名篇;更重要的是蘇軾還自度了《賀新郎》的全新詞牌,該詞牌又名《金縷曲》,清人又有名《雪月江山夜》者,最早見於《東坡樂府》,特別是在“南渡”以后,該詞牌對于辛棄疾、張孝祥、陳亮、劉過等詞林后學發(fā)揮了至為重要的影響,是故,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展示了蘇軾的才華及貢獻。
三、蘇詞在歷史上的影響、地位及其緣由探究
蘇軾為什么能夠取得這么大的成就?我們不妨先將視線轉(zhuǎn)移到宋史上以管窺蘇詞在其時的影響:徽宗年間,蘇軾已逝,據(jù)史料稱“徽宗年間,雖禁‘蘇學’”,然“四海文章慕東坡,皆畫其像事之。[11]”文人學子愿意冒著鼎鑊之禍而擁護蘇軾,足見其影響之大,更重要的是,其時以“六君子”[12]為主的“蘇學”門派已蔚然成風,比如“蘇門四學士”中的秦觀,況周頤在《蕙風詞話》說:“少游自辟蹊徑,卓然名家”“而其所以契合長公(蘇軾)者頗深!毕木从^在《吷庵手;春T~跋》中也說:“少游學柳,豈用諱言?稍加以坡,便成為少游詞!比绱俗阋娞K軾對其影響之深邃,到了南宋又出現(xiàn)辛棄疾、張孝祥、陳亮、劉過等“豪放詞”繼承者,并真正意義上形成影響深遠的派別。而實質(zhì)上,蘇軾的種種影響與其本人多舛的仕途、復雜的思想和始終徘徊在“出入世”的精神等是有著必然的淵源關(guān)系的。
另,重要的是,“蘇學”的影響不僅僅局限于“六君子”時期,難能可貴的是“蘇學”的影響在封建史上從未間斷。據(jù)《中國詞史》[13]和《中國歷代詞研究史稿》[14] 等史料分析,北宋滅亡后,蘇軾詞派分為南、北兩個支派。一派行于北,盛行于中州,以《東坡樂府》為主,為蔡松年、吳激、元好問等名家所崇,該派作品多收錄于元好問《中州集》之所搜集;另一派傳于南,則為張元幹、張孝祥、陸游、辛棄疾、陳亮等南宋詞人所崇,詞風激昂慷慨,陳詞激烈,頗有蒼莽遒健之勢。宋滅金興,乃至于明清之際,蘇軾詞的影響始終不曾衰落,從南宋陸游、辛棄疾,金元好問,明袁宏道,清陳維崧、查慎行、納蘭性德等詞林后學的繼承,對于清初“陽羨詞派”“浙西詞派”“常州詞派”的影響等,一條清晰而完整的“蘇學”脈絡(luò)得以展現(xiàn),或?qū)W其縱橫恣肆,或承其“載道”士氣,或摹其清婉雋永,或習其淡雅清麗等等。如此可見,無論是蘇詞中“豪放派”、“婉約派”、“清雅派”的形成還是后來的“南北分化”,蘇詞深刻地影響并改變著中國后世詞史的軌跡。
蘇軾為何能夠在歷史上形成如此深遠的影響和如此崇高的地位?筆者以為,緣由一:蘇軾本人對于傳統(tǒng)“大同”“忠恕”“綱!钡热寮掖缶瘛⒋笕烁竦姆A賦。由于蘇軾的思想從根砥上有著儒學的“載道”“匡濟”的理想,加上豪放豁達的性情,形成了他作品中,既有“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的“大學”精神,又有“養(yǎng)浩然之氣”的孟子陽剛氣息,正是這一點使得后來的“蘇派”詞人深為感染,特別是在飄搖欲墜的北宋政權(quán)歷“澶淵之盟”和“南渡”以后,在“廢池喬木,尤厭言兵”的山河破裂歲月之中,“蘇派”愛國詞人正是在這種鞭策下延續(xù)著一種豪放不羈和“經(jīng)時濟世”的精神和“忠國忠君”的思想。比如蘇軾在元豐六年(1083)夏秋所作的《水調(diào)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中所言“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逼鋾r他剛經(jīng)歷了“烏臺詩案”遭貶黃州,而他卻以極其闊達的胸懷面對這人生的際遇,在這種精神的深深地影響下,后世如陸游《秋波媚》:“秋到邊城角聲哀,烽火照高臺。悲歌擊筑,憑高酹酒,此興悠哉!”辛棄疾《破陣子·醉里挑燈看劍》:“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等等,陸、辛兩人也正是在這種報國無門和遭遇貶官之際所創(chuàng)作出來的作品,其詞風對于蘇詞有明顯的沿襲痕跡。
緣由二:蘇軾本人多舛的人生歷程。從《東坡年譜》考察得知,從熙寧二年到元豐五年這十幾年間,蘇軾先后經(jīng)歷了王安石“新政”和“上書神宗,論朝政得失,忤王安石”貶杭州通判、“知密州,重葺超然臺”以及“烏臺詩案”后貶黃州團練副使和“筑東坡雪堂,自號東坡居士”并“兩游赤壁”的系列重大人生和心身的變故:從“舊黨”到“新黨”、從“熙寧變法”到“元祐更化”的政治事件、從輾轉(zhuǎn)密州、徐州、湖州再到貶職黃州、常州、杭州。這期間,蘇詞的精神內(nèi)涵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也使得他由原先的“豪放”而轉(zhuǎn)入早年的“婉約”之中,并超越了早年的“婉約”之風,使之滲透了“眼界大”“感慨深”(《人間詞話》)的“士大夫”憂患觀和知識分子的良知品格。此外,蘇軾本人的家學淵源(蘇洵、蘇澈等對其影響)、自身的天資稟賦、動蕩的社會局勢等等也成為影響其創(chuàng)造的相關(guān)因素。
四、結(jié)論
在蘇軾的整個詞學生涯中,受到其本人的人生閱歷、志趣等內(nèi)在精神的影響,在秉承傳統(tǒng)詞學的基礎(chǔ)上,蘇軾通過對于前人的“鉤玄索要”和自己的艱辛探索,改革和開拓了詞的新模式和新境界,使得詞的風格、意境、體裁、韻律等得到大解放,并透過其獨特的審美觀、文藝觀和歷史地位、歷史影響等,深刻而持久地影響著“詞林后學”的探究和整個中國文學史的軌跡,為中國詞學和詞史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拓展
人物生平
早年經(jīng)歷
蘇軾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蘇味道之后。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jīng)》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fā)奮”的“蘇老泉”。蘇洵發(fā)奮雖晚,但是很用功。蘇軾其名“軾”原意為車前的扶手,取其默默無聞卻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慶歷八年(1048年),蘇洵因父喪居家,閉戶讀書,把自己的學識品行教授給蘇軾與幼子蘇轍。
蘇軾生性放達,為人率真,深得道家風范。好交友、好美食,創(chuàng)造許多飲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進京應(yīng)試
蘇軾像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蘇洵帶著二十一歲(農(nóng)歷虛歲)的蘇軾、十九歲的蘇轍,自偏僻的西蜀地區(qū),沿江東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進京應(yīng)試。
當時的主考官是文壇領(lǐng)袖歐陽修,小試官是詩壇宿將梅堯臣。二人正銳意于詩文的革新,蘇軾清新灑脫的文風,一下子把他們震動了。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蘇軾在文中寫道:“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睔W、梅二公既嘆賞其文,卻不知這幾句話的出處。及蘇軾謁謝,即以此問軾,蘇軾答道:“何必知道出處!”歐陽修聽后,不禁對蘇軾的豪邁、敢于創(chuàng)新極為欣賞,而且預(yù)見了蘇軾的將來:“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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