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政治思想論文
孔子的政治思想奠定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基調(diào)。孔子政治思想的體系構建,起于“政”終于“治”。以下是小編帶來孔子的政治思想論文的相關內(nèi)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孔子的政治思想論文【1】
孔子一生關心政治，并為那個失道的社會構設了一整套規(guī)范體系。這套規(guī)范體系有一個十分明顯的特點，就是具有倫理傾向——家庭規(guī)范、社會規(guī)范與政治規(guī)范三位一體。在這一特點下可以發(fā)現(xiàn)孔子對待不同的規(guī)范則有不同的態(tài)度，主要表現(xiàn)在重實質(zhì)規(guī)范而輕形式規(guī)范、重道德規(guī)范而輕法治規(guī)范以及主張先德禮規(guī)范而后刑罰規(guī)范三個方面。此三方面已部分顯示了孔子的政法觀念，但若歸結起來，則可以說是政治上的“仁治”主張以及法律上的“和諧”追求。
［關鍵詞］ 孔子;規(guī)范意識;政法觀念
中圖分類號：B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8653（2013）07-0050-05
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一個“失范”已久的無道社會。作為儒家或儒學的最大代表，他論學、為政的重點或特點在哪里呢？有學者這樣說：“由于孔子擇規(guī)范性問題而固執(zhí)，所成就之學，亦純粹是規(guī)范之學。”[1]為此，梳理與分析孔子的規(guī)范意識就顯得十分重要了。同時，可以發(fā)現(xiàn)規(guī)范的態(tài)度對其政法觀念有決定性的影響。
一、規(guī)范意識的倫理傾向與三位一體
《論語·憲問》載：“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唬骸缢苟押�？’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子心中的理想人格就是君子，這里，孔子對君子至少提出三點要求，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與修己以安百姓。簡單說，君子就是要提高自己的涵養(yǎng)與知識儲備，保持一顆虔敬之心，以便為周圍的、甚至天下的人服務。孔子之思想以修己為起點，目的是為了安人與安百姓，當然也可以說安人與安百姓是更高層次的修己。從修己以敬到安人，再到安百姓，實際涉及了自我、家庭與社會（廣義，包括政治）這樣一個廣闊而相連的領域，說到底，這其實都是在“為政”。雖然及于不同的領域，但很明顯孔子之思想并不嚴格區(qū)分各種規(guī)范的性質(zhì)，甚至可以說孔子眼中的規(guī)范是同性質(zhì)的。
�。ㄒ唬┮孕�、悌等血緣親情為內(nèi)容的家庭規(guī)范
儒家之親情倫理有別于墨家之兼愛思想，強調(diào)愛的“差等”性，孝則是最重要的家庭倫理規(guī)范。孔子本身就是一位十分孝順的人，可以說是身體力行，為人師表。孔子論孝，主要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是以孝為基礎的道德有利于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二是孝所代表的血緣親情確實是源于真實的情感。就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而言，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認為家國是一體，是同構的，正如有子所言：“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保ā墩撜Z·學而》）就以血緣親情的情感而言，孔子的流露則更為真實、徹底。面對宰我對“三年之喪”的質(zhì)疑，孔子回答說：“女安，則為之。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保ā墩撜Z·陽貨》內(nèi)心的安與不安是孔子判斷的“三年之喪”合理性的基礎，可謂真切！同樣在孝的問題上，孔子所作的回答也都奉真情實感為圭臬。例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yǎng)。至于犬馬，皆能有養(yǎng)；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論語·為政》）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里仁》）
由“養(yǎng)”而“敬”，再而“無違”，展現(xiàn)了孔子論孝的全面與重視�？鬃铀枷胫械募彝惱硪�(guī)范以孝為核心，并以孝作為其最高準則“仁”的基礎，但不止于孝。至少在兄弟之間還有“弟”的規(guī)范要求，在父待子的方面還有“慈”的內(nèi)容，等等�？梢愿爬ㄕf，孔子所論家庭倫理規(guī)范是以血緣親情為基礎的，具有濃厚的原始道德情感色彩。
�。ǘ┮哉\信、謙讓、忠信等德行為內(nèi)容的社會規(guī)范
社會生活（狹義）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就是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面對朋友應該怎么辦？面對陌生人又應該怎么辦？在“仁者，愛人”思想的指導之下，則有一系列具體的規(guī)范內(nèi)容，如誠信、謙讓與忠信等等。這些具體的規(guī)范要求，雖然名目不同，但無不出于對德行美好要求的考量。比如，孔子對志同道合的人很有好感，《論語》開篇就有這么一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但更加重要的是與朋友交，應言而有信！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倪，小車無杌，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保ā墩撜Z·公冶長》）
當然，誠信不止關乎于朋友之間，更是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要求。
又如，孔子思想還“主恕”，提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保ā墩撜Z·雍也）類似的具體規(guī)范實例還有很多，都足以看出德行在社會交往中是舉足輕重的。大量的細目實在無法一一列舉，不如用這么一段對話來總結這一部分的內(nèi)容：“子張問仁于孔子�？鬃釉唬骸苄形逭哂谔煜拢瑸槿室�。’‘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保ā墩撜Z·陽貨》）
�。ㄈ┮哉⒄号c刑罰等規(guī)則為內(nèi)容的政治規(guī)范
在孔子甚至先秦的儒家思想中，并沒有那種絕對意義上的忠君觀念，所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無從談起的。《論語·八佾》載：“定公問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币簿褪钦f，君王召使臣子要符合禮的規(guī)范，臣子侍奉君主要用盡心盡力。可見，“君禮臣忠”的君臣關系與后來的“君為臣綱”是迥然有別的�？鬃铀欧畹氖恰耙缘朗戮�，不可則止”（《論語·先進》）的原則，君主“不仁”就是臣子離去的最好理由。
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一重要的概念，是為政的必要前提與基礎——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的本來含義也就是在“正名”的意義上講的，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保ā墩撜Z·子路》）也正是出于“名正言順”的考量，才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泰伯》）的顧慮�，F(xiàn)在很多學者認為這是典型的等級觀念，實在是有一些武斷，甚至是誤讀了。
其實，為政的核心在于一個“正”字。“正者，政也”（《論語·顏淵》），包括兩方面的內(nèi)容：正人與正己，而正己是關鍵�？鬃訌娬{(diào)德在政治實踐中的重要意義，且主要是針對上位者而言的，也就是掌權的人首先要“正”，能夠起到表率作用。正如《論語·子路》載：“子曰：‘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如《論語·子路》載：“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孔子雖然是儒家代表，但論說政治則不可不涉及法律�？鬃又枷腚m不直接談論法律，卻也不簡單否定法律的必要性，只是沒有將法律提高到應有的地位，當然，這與孔子對法律的認識與偏見有關——在一定程度上將法律等同于刑罰�？鬃釉鋈昔攪究�，在這一崗位之上，自然要常常與法律打交道。相信他也明白理想畢竟不同于現(xiàn)實，或者理想的社會不再今日而在將來，因而施以刑罰是必不可少的。如《論語·子路》載：“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可見，即使是圣人孔子也避免不了談論刑罰，尤其是在政治實踐的環(huán)節(jié)上。
家庭、社會與政治分屬于不同的領域，但在孔子的`潛意識中并沒有什么大的差別，尤其是從規(guī)范性質(zhì)的角度思考能得到更好的論證�？鬃拥募彝ヒ�(guī)范是以孝、悌等血緣親情為內(nèi)容，社會規(guī)范以誠信、謙讓、忠信等德行為內(nèi)容，政治規(guī)范則正名、正己與刑罰等規(guī)則為內(nèi)容，看似不同，實則三位一體，通通側重于倫理。在孔子看來，“君子務本”，本立道自然生。最好的解說莫過于《論語·為政》的這則對話：“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處理好家庭關系、社會關系就是為政了，而為政者本身也應該從這里做起。為政的關鍵是正——正己，正己者必然要孝、悌、忠、信、慈、惠……孔子之思想統(tǒng)攝于“仁”之下，家庭、社會與政治思想也無不以此為中心。正因為如此，才有學者總結說：“孔子的倫理原則與政治原則是混為一體的，可稱之為倫理政治�！盵2]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對待各種規(guī)范的態(tài)度了。
二、孔子的規(guī)范態(tài)度
孔子是一位倔強、有原則的人，為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周游列國十余載，“知其不可而為之”�？鬃拥脑瓌t有時又是耐人尋味的，但仔細思來又在情理（孔子之理）之中，因為他的道“一以貫之”（即“仁”），事事必以此為終極標準。由此而論孔子的人格無疑是高尚的，但“徒善不足以為政”。當今之世，高揚法治的大旗，不僅僅是因為法治理想中包含有民主、自由的理念，更在于法治為我們提供了一套形式規(guī)則體系。在此一點，先秦儒家無疑不具有法家的眼光，而孔子思想所體現(xiàn)的缺陷無疑更甚于后來的儒者。當然，或許只能說孔子比他們更像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過多的非議則是不當?shù)�。以下幾點，這是關于孔子對待不同規(guī)范所體現(xiàn)的不同態(tài)度的描述與分析。
�。ㄒ唬┲匾晝�(nèi)在實質(zhì)規(guī)范，輕視外在形式規(guī)范
前面曾論述說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特別重視“信”，將其作為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基本準則之一。但《論語》中有這樣兩則看似并不守信的記載：
�。ǹ鬃樱┰唬骸把员匦�，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論語·子路》）
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jīng)于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
為什么孔子也會不守信呢？《論語·衛(wèi)靈公》載：“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币馑际钦f君子要講“大信”（即固守“正道”），而不拘泥于“小信”。孟子也說過類似的話：“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笨鬃铀f的正道與孟子所說的義都是一種價值準則，可以作為其它規(guī)范的內(nèi)核，起到引導其他的形式規(guī)范的作用�！墩撜Z·顏淵》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迂曉唬骸夭坏靡讯ィ谒谷吆蜗�？’曰：‘去兵�！迂曉唬骸夭坏靡讯�，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何等的豪壯�。〔贿^，在孔孟看來，即使在形式上違背了自己的承諾，但只要能堅守“正道”，也可以說是做到了“大信”�！熬迂懚徽彙迸c“民無信不立”看似矛盾，卻正合孔子的本意，君子豈能為“小信”而傷害“正道”？正如有子說：“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恭近于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論語·學而》）
再如，《論語·陽貨》載：“子曰：‘鄉(xiāng)愿（亦作鄉(xiāng)原），德之賊也�！薄睹献印けM心下》解：“閹然媚于世也者，是鄉(xiāng)愿也。”也就是說，不分是非、人云亦云的好好先生，是有損德行的人�！墩撜Z·子路》亦有：“子貢問曰：‘鄉(xiāng)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l(xiāng)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xiāng)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可是，與之相應的是《論語?微子》的記載：“我則異于是，是無可無不可�！薄盁o可無不可”似乎又與“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倔強孔子形象矛盾了，實則不然，還是那句話，孔老夫子有自己的判斷標準并以此為最終指導原則。
此外，透過“仁”與“禮”的關系，我們能更好的把握這一論斷。“仁”是孔子規(guī)范的實質(zhì)精神，“禮”是孔子規(guī)范的外在形式，是“仁”的表達與實踐。既然是“仁”的表達，那么“禮”必然受制于“仁”，失去了“仁”的內(nèi)涵，也就失去了“禮”的規(guī)范意義。在“仁”與“禮”的關系上，《論語》中有這樣幾則：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 與其奢也, 寧儉。喪, 與其易也, 寧戚�！保ā墩撜Z·八佾》）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yǎng)。至于犬馬，皆能有養(yǎng)；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
余英時先生也說過：“禮只是一種象征，它的‘本’則深藏在人的內(nèi)心感應之中；離開了這個‘本’，禮便失去其象征的意義了；”“‘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他終于在這里找到了禮樂的內(nèi)在根據(jù)�！盵3] “仁”作為“內(nèi)在根據(jù)”是萬萬不可動搖的，只有不違于“仁”的“禮”才是有節(jié)制的禮，不違反于“仁”的“信”才是“大信”，不違于“仁”的“無可無不可”才不會歸于“鄉(xiāng)愿”。總之，實質(zhì)的規(guī)范相較于形式的規(guī)范更為重要。
�。ǘ┲匾暤赖乱�(guī)范，輕視法治規(guī)范
與孔子重實質(zhì)規(guī)范而輕形式規(guī)范相對應的是重倫理規(guī)范而輕法治規(guī)范。倫理更重實質(zhì)內(nèi)涵，法治更重規(guī)則精神。前面我們已經(jīng)部分的從“仁”與“禮”的關系上說明了孔子是重視實質(zhì)規(guī)范而輕視形式規(guī)范的，下面依舊要從這里入手，當然并不是要做重復的論證。我們知道，孔子雖多次倡言要恢復“周禮”，可是春秋的時代背景早已不同于西周了，孔子之“禮”也已經(jīng)明顯的不同與“周禮”了。
根據(jù)李澤厚先生的研究：“‘禮’本是對個體成員具有外在約束力的一套習慣法規(guī)、儀式、禮節(jié)、巫術�！盵4]可見，孔子之前的“禮”更側重于外在的規(guī)范，而具有“法”的表征�！翱鬃佑谩省狻Y’，本來是為了‘復禮’，然而其結果卻使手段高于目的，被孔子所發(fā)掘所強調(diào)的‘仁’——人性心理原則，反而成了更本質(zhì)的東西，外的血緣（‘禮’）服從于內(nèi)心的心理（‘仁”）。”[5]有一點十分的重要，孔子之前的“禮”可以說一種習慣法。習慣法是法的早期發(fā)展形態(tài)，他無疑具有法的諸多特點與性質(zhì)，但經(jīng)過孔子釋“禮”之后，“禮”的性質(zhì)就有了一定的變化，更加具有倫理色彩，增添了幾分“仁”的印記�！墩撜Z》中有一百多處講到“仁”—— 沒有固定的含義，但無不與倫理道德相關；七十多處談到“禮”——多種多樣，但總有“仁”的影子。總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法律道德化”的最早源頭是孔子，他的理想政治藍圖是“仁”與“禮”結合的，是道德倫理至上的。
孔子重視倫理規(guī)范的必然結果是輕視法治規(guī)范。法家以為治國尚法治，而不尚道德，儒家卻并不以為意，這與其鼻祖孔子的影響是分不開的。《論語·顏淵》載：“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一“無訟”思想可謂影響深遠，也使諸多學者為此打了許多口沫官司。我想，孔子輕視法治（與德治相較，而非說孔子反對法律本身）是不可否認的，就后世影響而言，無論多么有理、有力的辯護，都無法掩蓋“無訟”一詞本身所散發(fā)的無窮力量。將孔子的“無訟”思想放在孔子整體理論的框架之內(nèi)，我們有理由相信孔子的意識之中是相信道德是可以消弭爭訟的。
孔子輕視法治的另一佐證是孔子反對公布成文法。面對晉國鑄刑鼎的社會改革，《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記載孔子說：
“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jīng)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yè)。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zhí)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yè)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其實，孔子本身并不單純反對“法”，只是他更加重“禮”，不肯失去尊卑之度。但也正因為此，“法”就是孔子的思想中失去了獨立發(fā)展的空間。陳顧遠先生也曾指出：“儒家以刑罰視為視為道德義務之實踐手段，歸之于禮，法固失其獨立地位。”[6]孔子作為儒家的創(chuàng)始人，在輕視法律之方面遠比后來的儒者更甚。
�。ㄈ┫鹊露Y規(guī)范，后刑罰規(guī)范
上文中舉了一些例子說明孔子重視內(nèi)在的、倫理的規(guī)范，輕視外在的、形式的規(guī)范，同時，也一再強調(diào)不否認孔子也部分肯定法或刑的作用。仔細分析，又發(fā)現(xiàn)孔子看重的只是刑——刑罰，也就是古人在一定程度上所理解的法。之所說這樣說，是因為我們看不到孔子也像法家那樣在法理的基礎上論法，如法家強調(diào)法的規(guī)范意義、平等性、公開性等等。我們所見的只是刑罰，而且是德禮“失范”之后的刑罰。如《論語》所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保ā墩撜Z·為政》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保ā墩撜Z·里仁》）
由上所見，孔子的治國方略是以德禮治國，而以刑罰輔之�！盾髯印ゅ蹲吩唬骸翱鬃訛轸敂z政，朝七日而誅少正卯。”孔子為官七日，就將少正卯給殺了，可見孔子對刑罰一點也不排斥。當然，孔子以為應先教化而后殺之，否則就是“虐”（虐暴之政）了。
明晰孔子之法只是刑罰，對我們了解孔子的規(guī)范意識十分有幫助。從《論語》及其他有關史籍記錄中考察，孔子思想中出現(xiàn)的都是“刑”的概念，還沒有后世“法”的概念，或者說制度層面的思考；孔子只知道“禮”制，沒有制定其他法律制度的考慮，而只知使用刑罰工具。[7]正因為孔子把法界定在“刑”的狹窄范圍之內(nèi)，才有了孔子先德禮而后刑罰的思想，也才有了孔子輕視法治的思想傾向。
孔子不僅主張先德禮而后刑罰，還主張在裁判中貫徹德禮的精神。《論語·子張》記載孔子弟子曾子的話：“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边@一思想當然也是孔子的主張。其實，“無訟”思想中也包含了類似的主張�？鬃幽X海之中的裁判官絕不是一個單純適用法律的技師，至少也應該是一位具有憐憫之心的人，如果還能夠在審判的過程中傳播些道德知識那就更好了。
三、孔子的規(guī)范意識之于政法
關于孔子與《論語》的評價，有學者稱：“孔子一生議政，辦學是議政，著書是議政，周游列國也是議政，是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反映其思想的《論語》一書，雖內(nèi)容龐雜，卻都直接或間接地涉及政治，是部政治書�？鬃拥脑舅枷胧钦嗡枷耄煞Q為仁治思想�！盵8]孔子終其一生為踐行自己的理想奮斗，他的思想與學說絕非“為學問而學問”，所感、所思與所行最終都歸于政治。因而，談論孔子，莫不可不談論孔子的政法思想與實踐�？鬃拥囊�(guī)范意識雖及于家庭與社會，但與政治合而為一，且最終落腳于政治。關于孔子的政法思想學人的研究己取得諸多成果，這里主要是從孔子規(guī)范意識與態(tài)度的角度切入，期望能對孔子的政法意識予以更加真實、準確的把握。
（一）孔子的政法規(guī)范以“仁治”為核心
關于孔子的政治主張，學界往往以人治、禮治與德治予以定論。如一本通行的教科書中寫道：“他們繼承和發(fā)展了西周以來的‘禮治’和‘明德慎罰’思想，提出了一整套旨在維護‘禮治’，重視‘德治’，強調(diào)‘人治’的法律觀點�！盵9]可以肯定的是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并不贊成“法治”，但也不能將其歸之為“人治”、“禮治”與“德治”�？鬃訌娬{(diào)人的能動作用，但絕不肯定人的任意作為；孔子強調(diào)“禮”的規(guī)范作用，但絕不認為“禮”是獨立的、終極的準則；孔子強調(diào)人的道德感召力，但絕不認為道德任何條件下都可以感召一切。在“人”、“禮”與“德”之后，始終有一“仁”在，這才是孔子政法思想的原貌。下面，從孔子的規(guī)范意識角度來分析這一論點。
首先，孔子之“仁”一以貫之，家庭規(guī)范、社會規(guī)范與政治規(guī)范三位一體于倫理，而歸之于“仁”。《大學》有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备裎�、致知、誠意與正心可謂是修身的必修課，是“仁”之積累的過程，而其家、治國與平天下則為“仁”的表達與實踐。“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孔子之“仁”不僅貫穿于家庭規(guī)范、社會規(guī)范與政治規(guī)范之中，更認為這幾種規(guī)范并沒有什么質(zhì)的不同，為孝就是為政，修身就是為政的根本。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論語·子路》）
其次，孔子之“仁”是其規(guī)范的基礎與歸宿，進而形式規(guī)范不比實質(zhì)規(guī)范重要，倫理規(guī)范更甚于法治規(guī)范，刑罰規(guī)范必然處于德禮規(guī)范之后。仁者，愛人之謂也，以愛人為原則，心懷義理就夠了，不必固執(zhí)于形式，比如，拘泥于“小信”而離棄正道就是小人而非君子了。所以孔子才會一方面講信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另一方面又不斷的強調(diào)“大信”比“小信”更重要。法治規(guī)范就如同形式規(guī)范，是實質(zhì)規(guī)范的外在表達，是下位而非上位的。
最后，孔子之“仁治”思想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政治模式。政治實踐的主體是人——人人都是參與者（為孝就是為政），但特別強調(diào)上位者的德行；政治實踐的關鍵是人與人關系的適當安排——正名之下的在其位，謀其政；政治目的的實現(xiàn)歸之于人——社會的和諧，進而實現(xiàn)人的幸福與發(fā)展。其中最重要的是，作為個體的人應以“仁”為價值準則�！叭恕迸c“仁”相通，表現(xiàn)在政治上就是“仁治”——具有“人治”、“禮治”與“德治”的部分內(nèi)容，但明顯高于此三者，是一種孔子式的理想政治模式。
總之，“仁”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在政法實踐中則表現(xiàn)為“仁治”。從孔子的規(guī)范意識與態(tài)度來觀察孔子的政治治理思維，是一種直接的思考方式，也更容易把握“仁治”的內(nèi)涵。
�。ǘ┛鬃臃伤枷胍浴昂椭C”為最終歸宿
孔子的規(guī)范意識是全方位的，但無疑又是相對單一的。進入法學這一更為具體的視域，孔子規(guī)范意識方位廣而內(nèi)容相對單一的特點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孔子的法律思想并沒有超出孔子思維的框架之內(nèi)，最好的詮釋就是孔子的法律目的論——和諧，一種“無訟”的理想狀態(tài)。其實，說和諧是法律的追求，不如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追求。之所以如此說，不僅僅是因為傳統(tǒng)法律文化是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更因為在古代法律并不是一個自足的發(fā)展體，至少在孔子的思想中是這樣。
有關孔子言論與書籍的記載中，很少有直接論述法律的作用的，即使孔子曾做過魯國的司寇。結合孔子的思想與行為，說他是一位法官，還不如說是一位踐行自己政治理想的人，是一位等待機會踐行大道的人�！犊鬃蛹艺Z·始誅》載：“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zhí)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边@樣的審判方式今日看來有一些新奇，但在孔子的法律思想中卻是應有之意。“教而后誅”表達的不僅僅是一種教化形式，更是一種對法律的態(tài)度。此外，“誅”也只是一種迫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君子之德施于有政，也許就用不到殺或者能少殺了。
孔子之言很少及于法律，是與他的規(guī)范意識與態(tài)度分不開的，也與他對法的理解有著密切的關系。孔子之規(guī)范意識是家庭、社會與政治的三位一體，其性質(zhì)是倫理的，其起點是家庭的�？鬃拥囊�(guī)范態(tài)度是重實質(zhì)輕形式、重道德輕法治的，刑罰只是德禮教化的補救手段。凡此種種，足以表明孔子對待法律的態(tài)度以及孔子對和諧的追求。
結語
孔子之學是仁學，孔子之政是仁政，了解孔子的具體主張應以此為指導思想。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之下，我們對孔子的規(guī)范思想進行了一些梳理，也給予了少量的評價。其實，本文的目的在于從一個不同的視角感受孔子的規(guī)范思想，并以此為基礎窺視一下孔子的政法理論。這樣的構思是可行的，一方面在于孔子之道以“仁”“一以貫之”，另一方面在于孔子的態(tài)度是明晰的。
孔子的政治思想論文【2】
作為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有其自成體系的政治思想。通觀《論語》，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現(xiàn)在四個方面：首先，要提高領導階層的素質(zhì)；其次，在治國方略上要以“德治”為根本原則；再次，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要以“仁”為精神內(nèi)涵；最后，要以“禮”為國家和公民的行為準則。四者相聯(lián)系，“德治”是實現(xiàn)“仁”和“禮”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禮”的精神內(nèi)涵，“禮”則是德治和“仁”的具體形式，而領導階層的素質(zhì)提高是“德治”、“仁”和“禮”具體實施的前提。
一 、孔子所處的政治環(huán)境
要想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首先就要看看孔子所處的政治環(huán)境。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政治上混亂、軍事上諸侯國互相征伐。自從周平王東遷后，周王室衰微，地位一落千丈，實際上和一個中等諸侯國差不多。各國為了在眾多的諸侯國中得到一塊生存之地，互相攻伐，戰(zhàn)爭持續(xù)不斷，小國被吞并，大國不斷崛起，先后出現(xiàn)“春秋五霸”。各國內(nèi)部，卿大夫勢力強大，動亂時有發(fā)生，弒君犯上現(xiàn)象屢見不鮮。
在這種情況下，周代從文王武王及周公等人時期傳下來的禮樂制度也隨之崩潰了，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zhí)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盵①]這段話中孔子所說的“天下無道”的情形就生動地描繪出了春秋時期混亂的政治局面。
隨著禮樂制度的崩潰，人們的道德也逐漸淪喪。春秋是一個講究實力的時代，凡是講實力的時代，道德都是沒有市場的。
面對這樣混亂的社會，孔子作為一個對社會負責任的人，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社會的政治思想。
二 、孔子政治思想的具體內(nèi)容
為了實現(xiàn)“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恢復文武時代的統(tǒng)一局面，孔子在《論語》中提出了以下四點內(nèi)容。
1、要建設優(yōu)秀的領導階層。
孔子很注重政治生活中領導階層的作用，他要求領導者必須首先在道德和修養(yǎng)上作出一定的成績，否則就無法領導下層的民眾。同時，孔子把社會上的人分為兩個階層，即“君子”和“小人”，這里的“君子”和“小人”的意義與我們現(xiàn)代意義上的“君子”和“小人”的意義是不同的，孔子這里講的“君子”和“小人”實際是分別有兩層含意，第一層含意是指領導者和被領導者，“君子”指領導者，“小人”指被領導者；第二層含意是指道德高尚的人和道德低下的人，“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例如：孔子說：“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②]這里的“君子”就是指領導者。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③]， 這里的“君子”也是指領導者，“小人”則指被領導者。而大部分時候“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而這兩層含意也是有著聯(lián)系的，孔子認為領導者就必須有道德，即在道德上也應該是君子。道德低下的人即“小人”就應該被道德高尚的人即“君子”所領導，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之德風，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④]。這些在《論語》中是沒有明確表示的，需要我們在讀《論語》的過程中細細斟酌。 那么，領導者應該怎樣做呢？
首先是要道德高尚，必須“以德治國”即孔子所說的“為政以德”，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盵⑤]“共”通“拱”，這段話代表了孔子的“為政以德”的思想，孔子用天象比喻政治生活，領導者如果實行德治，民眾就會像眾星圍繞北極星一樣自動圍繞著你轉。在這里孔子強調(diào)了道德對政治生活的作用，主張以道德教化為治國的原則。而孔子本人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有人問孔子說：“子奚不為政？”孔子說：“《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谟姓�，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⑥]孔子就是用道德來感染眾人的，因此，孔子雖然沒有在世俗政治上擁有權力，但在精神上卻是一個領導者，孔子也正是希望那些在世俗政治上擁有權力的領導者也能像他一樣，通過高尚的道德來領導民眾。
其次，領導者要帶頭走正道，為民眾做表率作用。魯國貴族季康子曾經(jīng)向孔子請教治國的方法，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⑦]領導者本人帶頭走正路，那么還有誰敢不走正道呢？另外，季康子擔憂盜竊，問孔子怎么辦，孔子說：“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盵⑧] 領導者自己不貪圖財利，即使獎勵偷竊，也沒有人偷盜。季康子還把自己所認為正確的治國之道告訴孔子，他建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⑨]，而孔子卻說：“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⑩]這里的“君子”指有道德的領導者，而“小人”指被領導者，從這三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季康子是一個行為不端正，貪得無厭，并且政治頭腦簡單的人，他雖然居于君子之位，卻沒有君子之德，而孔子通過批評季康子提出了領導者應身先士卒走正道，為民眾做表率，方能治理好國家的道理。
2、孔子提出了領導者治國的正確方略——“以德治國”。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1]在這里，孔子舉出兩種不同的治國方針——以政令和刑罰為核心的“法治”與以道德和禮儀為核心的“德治”�？鬃釉诒容^這兩種治國方針后認為法治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恥的道理，而“德治”比“法治”更有優(yōu)越性，因為德治能使民眾有知恥之心，從而在心中樹立一個什么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的榮辱觀，這樣民眾在做某件事之前就會先用自己的榮辱觀去衡量這個行為，從而得出一個正確的符合禮法的決定。通過德治，民眾不僅明白了是非，而且也會了解到領導者的用心良苦，從而達到“有恥且格”的目的，這就是孔子的德治思想，具體來說有兩個方面。一是要取信于民。子貢曾經(jīng)問孔子如何為政，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弊迂曈謫枺骸氨夭坏靡讯ィ谒谷吆蜗�？”孔子說：“去兵�！弊迂曈謫枺骸氨夭坏靡讯ィ谒苟吆蜗�？”孔子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12]孔子認為“信”是治國的最基本的因素，是高于經(jīng)濟和軍事的，他這番話說明了“取信于民”在以德治國中的重要性。二是要教化民眾，孔子認為，如果人民在經(jīng)濟上得到富足，就會追求安逸的生活，而人之所以為人，不僅要有物質(zhì)上的欲望，更要有精神上的提高，這也是領導者進行“德治”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必須對民眾推行教化政策。冉有曾經(jīng)陪著老師孔子到衛(wèi)國去， 孔子說：“庶矣哉！”冉有問老師：“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說：“富之。”冉有又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說：“教之�！盵13]古時候由于地廣人稀，諸侯國君們大都實行鼓勵人口增長的政策，人口多寡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實力大小的重要指標。人口多了，那自然是首先讓民眾在物質(zhì)生活需求上得到滿足。在物質(zhì)生活需求上得到滿足之后，就要進行孔子所謂的“教”，即教化，使民眾在精神上有一定的提高，其最終的目的，就是希望每個人都保持自身的品德，從而達到“以德治國”政治理想。
3、孔子所提倡的“德治”的精神內(nèi)涵是“仁”
孔子講領導者要以德治國，而以德治國的.方法是貫徹以“仁”為核心的政治理念。“仁”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概念，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盵14]可見，“仁”是離我們不遠的，而且，似乎一伸手就可以夠得著，但他有同時說：“若圣與仁，則吾豈敢？”[15]孔子又不是仁者了，他一會兒有“仁”，一會兒又沒有“仁”，這是這么回事呢？我們仔細品讀《論語》后，方才恍然大悟，在“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6]中有一個十分關鍵的但很容易被忽略的字——“欲”，而在“若圣與仁，則吾豈敢”中孔子說他只是“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也是一個“欲”的意思，這樣，我們就理解了孔子的“仁”，這個“仁”不是一個頭銜，說某某人是個仁人，而是一種心理欲望和實際行動，這也是孔子“仁學”中最關鍵的，正如公西華所言“正唯弟子不能學也”[17]。孔子對“仁”的解釋，最精彩的莫過于對子貢、顏淵、仲弓、司馬牛、子張和樊遲這六個學生的講解。子貢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盵18]顏淵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9]仲弓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盵20]司馬牛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說：“仁者，其言也讱。”[21]子張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說：“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 [22]子張又問孔子“五者”是什么，孔子說：“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盵23] 樊遲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說：“仁者先難而后獲，可謂仁矣�！盵24]樊遲還有一次問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說：“居處恭，執(zhí)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盵25]由此可見，孔子的“仁”的核心是“愛”和“禮”，要以愛心對人，時常替別人著想，要以禮法克制自己，行為言語要謹慎，類似現(xiàn)代政治理念中的“以人為本”，孔子在這里看似是在教育自己的學生做人的方法，而實際是他的一種政治設想，前面我們已經(jīng)討論過，孔子講的“君子”有兩層意義，孔子教他的學生做有德之人，即“君子”，他說：“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26]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為，從政還有什么困難呢？孔子認為這種人就應該走上領導崗位，而由這些擁有“仁”的君子來行政，就必然會實行仁政。
4、孔子政治思想中的治國工具是“禮”
孔子是一個十分懂得“禮”的人，據(jù)說他小時候就把禮器當玩具玩，《史記》中記載：“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27]可謂天賦異秉。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28]孔子對于夏禮、殷禮都很精通，但他認為夏、商、周的禮儀是一代比一代進步的，他說：“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29]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30]�？梢�，他認為周禮是最為完善的。
“禮”是周代典制的重要內(nèi)容，“禮起源于氏族社會的風俗習慣”[31]。也就是人類在原始共產(chǎn)主義社會時代的習慣法，這些習慣法在進入王政時代后，被領導階級加以整理改造，形成比較系統(tǒng)的制度，于是，夏有夏禮，商有商禮，周有周禮，“禮”成了國家穩(wěn)定的一個重要保證，而“禮”經(jīng)過了夏商兩代的改進，到了周代，經(jīng)過周公的系統(tǒng)化，成為更加完善的一種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內(nèi)容見于先秦典籍《儀禮》之中。周禮的基本精神是“在各種典禮、儀式當中，不同社會地位的參與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嚴格的具體行為規(guī)范。通過這些行為規(guī)范區(qū)別尊卑、親疏、賢愚等社會范疇，界定每個人在社會秩序中的具體位置，協(xié)調(diào)全體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32]。到了孔子時代，周公所作的“禮”已經(jīng)徹底崩潰了，社會進入了“天下無道”的時期，孔子在這樣的社會里能夠站出來，用一種“雖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力圖改變社會現(xiàn)狀，這種精神是我們后世子孫們所應該敬仰和學習的。
孔子要用“禮”來治理國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子路曾經(jīng)問老師：“衛(wèi)君待子為政，子將奚先？”孔子說：“必也正名乎！”[33]子路覺得老師有些可笑，因為在當時的社會中要想“正名”確實是一件異想天開的事，他問：“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這“名”怎么正呢？孔子對子路解釋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盵34]所以說，孔子認為“正名”是治國的首要工作。所謂“正名”，就是建立一個名實相符的社會，社會的各個階層都應該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心盡職，不得僭越。齊景公曾經(jīng)問孔子為政的方法，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5]即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樣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樣子，做父親的要有父親的樣子，做兒子的要有兒子的樣子，孔子要建立的是一個秩序合理嚴謹?shù)纳鐣�。因為當時的社會是一個秩序混亂、禮崩樂壞的社會，季孫氏曾經(jīng)用八佾的規(guī)模在庭院舞蹈，古時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四十六人，據(jù)《周禮》規(guī)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諸侯為六佾，卿大夫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大夫，只能用四佾，他用八佾是典型的破壞周禮的事件，對此，孔子表現(xiàn)出極大的憤慨，發(fā)出一句響徹古今的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36]可見，當時禮制的破壞程度有多么厲害，也正因此，孔子才提出“正名”的主張。
其次，除了“正名”之外，孔子還提出要以“禮”為行為規(guī)范的思想，即“齊之以禮”的思想�！岸Y”的實行有兩條缺一不可的途徑：一是自下而上的途徑，孔子在教導他的學生子貢時說為人要“富而好禮”[37]，在教導他的學生顏淵時說要“克己復禮”[38]，在教導他的兒子孔鯉時說“不學禮，無以立”[39]，這就是說民眾自己本身要以“禮”為自己的行為準則，要求人們做到“非禮勿視，非禮無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40]；二是自上而下的途徑，即領導者要以“禮”治國，即孔子所說的“上好禮，則民易使也”[41]，“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42]。領導者以“禮”為行為規(guī)范，民眾就會效法，國家就會穩(wěn)定，從而達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會。
三、結語
綜上所述，筆者將孔子的政治思想概括為四大塊：首先，要提高領導階層的素質(zhì)，要讓那些有德有才的人去領導民眾，而不是讓像季康子那樣的人居于領導崗位；其次，在治國方略上要以德治為根本原則，而不是一味地以嚴刑峻法來統(tǒng)治人民；再次，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要以“仁”為精神內(nèi)涵；最后，要以“禮”為國家和公民的行為準則，反對越禮的行為。這四點是聯(lián)系的，德治是實現(xiàn)“仁”和“禮”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禮”的精神內(nèi)涵，“禮”則是德治和“仁”的具體形式，而這三點的實行都有賴于領導階層的素質(zhì)的提高。而且這四點是聯(lián)系的，德治是實現(xiàn)“仁”和“禮”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禮”的精神內(nèi)涵，“禮”則是德治和“仁”的具體形式，而這三點的實行都有賴于領導階層的素質(zhì)的提高。
孔子雖然已經(jīng)逝去兩千多年了，但他留下的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我們后世子孫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我們應當繼承祖先的優(yōu)秀文化并予以發(fā)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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